刘邦、刘秀之比较
作者：马艳辉 来源：拙风文化网
摘要：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作为开国之君和中兴之主，历来为后人所关注和比较。作为文学家的曹植撰《汉二祖优劣论》盛赞光武帝。而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则对曹植所论予以驳难。他们的分歧在于前者较多地考虑光武帝个人才能，后者则强调众多人才的作用。这种分歧，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观察问题的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不安，光武帝作为“中兴”之主大为史家所关注和“热评”，自有其历史原因。因此，曹植所论，亦非偶然。
中国古代君主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历史地位，历来受到学人的关注，并成为重要的研究和评价对象。曹植和诸葛亮是同时代人，又身处不同的政治集团，他们在对汉光武帝的评论和汉高祖与汉光武帝之比较方面多有异同。这给后人留下一些思考的空间和启示。这篇小文对此发表一点初步的认识，向史学界师长及读者朋友请教。
一、曹植之论
曹植建安年间作《汉二祖优劣论》，以问对的形式将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作比较，论其长短、优劣，认为汉光武帝胜于汉高祖。综其所论，其根据是：
第一，曹植首先从“时势”的角度对汉高祖和汉光武帝进行比较，认为汉光武帝之得天下要比汉高祖艰难。他写道：“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长，身自亡徒。招集英雄，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曹植认为汉高祖起兵于秦之暴政所激发的社会动乱，后虽被项羽逼处巴蜀一隅为汉王，但在汉元年（前206年）进入关中后，所面对主要对手为项羽，乃“诛强楚”而定天下。而汉光武帝所面对的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时势”：王莽称帝改制失败引发农民起义，“当此时也，九州鼎沸，四海渊涌。言帝者二三，称王者四五”。除了绿林军拥立刘玄为帝占领长安外，还有赤眉军拥刘盆子为帝，卜者王郎在邯郸称帝。另外，还有一批割据势力拥兵自立，如“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又别号诸贼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曹植看到汉光武于建武二年（26年）定都洛阳称帝后，所面临的十分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一方面要镇压农民起义军余部，一方面要对付地方割据势力。正因为如此，曹植认为汉高祖面临的“时势”要比汉光武时为易，而汉光武帝能在艰难复杂的“时势”下实现“中兴”，其艰难、复杂局面超过秦汉之际，其才能、智慧自然要优于汉高祖。
第二，曹植又从汉高祖和汉光武帝的个性特征出发，结合具体史事，将两人加以比较，揭示前者之德亦不如后者。他评论汉高祖“业流后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肯定刘邦建立西汉皇朝的功业。同时，又指出汉高祖在待人接物上，“名不继德，行不纯道。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甚至曾经“惑秦宫而不出”，又“窘项座而不起”，在同项羽的争战中不顾其父之生死，“于孝违矣”。曹植认为，这些行为都是“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曹植还批评刘邦在对待吕后问题上的“寡计浅虑”，以至于弄到“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鸩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赵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的地步，这也是刘邦的重大过失。当然，曹植也并非全面否定高祖，他认为汉高祖知人善任，对有才能的臣下，“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所以还是能“兼天下而有帝位，流巨勋而遗元功也”，不然，“斯不免于闾阎之人，当世之匹夫也”。总的说来，曹植认为刘邦行事“阙于微细”，不重“诗书礼乐”，轻视“士人”。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曹植在对汉高祖作评价时，既肯定他在历史上的功业，又批评他在德行上的欠缺，注意将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相结合，尤其是对刘邦“创业”、刘秀“中兴”时之客观形势的剖析，确有独到见解，从而做到了对汉高祖的全面评价。
与此相对的是，曹植对汉光武帝的评论，重点强调其德行。他称赞汉光武帝说：“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又说：“汉之二祖，俱起布衣，高祖阙于细微，光武知于礼法。”曹植在对汉光武帝的“德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的同时，又分析汉光武帝在“德行”上与汉高祖的明显区别：是否“知于礼法”。
此外，曹植认为，在个人才能上汉光武帝也高于汉高祖。他指出：刘秀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在昆阳之战（23年）中以少胜多，“破二公（王邑、王寻）于昆阳，斩阜（甄阜）、赐（梁丘赐）于汉津”，导致“军未出于南京，（王）莽已毙于西都”，对绿林军入长安和王莽覆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重新实现政治统一的过程中，刘秀能够“克东齐难胜之寇，降赤眉不计之虏”；在壮大自己势力的过程中，采取不同的策略，“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使“彭宠以望异内陨，庞萌以叛主取诛，隗戎以背信躯毙，公孙以离心授首”，故而“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曹植在强调汉光武帝的“多谋善虑”时，虽没有直接提到汉高祖，但联系到上文中他曾说汉高祖“寡计浅虑”，在汉光武帝的光焰照耀下不免黯然失色。
第三，曹植还从汉高祖、汉光武帝所拥有的人才对他们进行比较。他认为汉高祖手下人才济济，“皆古今之鲜有，历世之希睹”，汉高祖“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所以能“兼天下而有帝位”。对于汉光武帝手下人才，曹植评论说：“战克之将，筹划之臣，承诏奉令者获宠，违命犯旨者颠危。故曰：建武之行师也，计出于主心，胜决于庙堂。”他认为在汉光武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主要是其个人才能在起主导作用，与汉高祖相比，“量力则势微，论辅则力劣”。故而汉光武帝“将则难比于韩（信）、周（勃），谋臣则不敌于（张）良、（陈）平”，所以汉光武帝具有突出的才能，以领导自己的属下完成统一大业。曹植在此突出强调了汉光武帝的个人才能，显然对其有不少溢美之词，不免拔之过高。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每一个时期都有该时期的人才，在对这些人才进行评价时，除了要注意其自身的条件外，还应考察其面临的历史形势，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进行评价。曹植从时势、帝王个性、人才等方面出发对汉高祖、汉光武帝进行比较后，认为汉光武帝在德行、才能等方面要胜过汉高祖，而认为汉光武帝所拥有的人才阵容不如汉高祖的人才阵容庞大。曹植在对汉高祖与汉光武帝进行比较时，看到两者所处历史形势之不同，注意汉高祖与汉光武帝各自个性、才能之不同，这些都是正确的认识。故在《汉二祖优劣论》写成后，“时人谈者，亦以为然”。然而曹植的这一篇评论却也留下了可议之处，一是过分拔高了汉光武帝的地位，二是未能充分估量汉光武帝所拥有的人才及其作用。 这正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正因为如此，曹植之论就难免遭到质疑。
以“复兴汉室”为己任的诸葛亮，从最近的历史时段来说，他必定要肯定汉光武帝属下人才的业绩。他首先对曹植所论进行了总的反驳，不同意曹植所作的简单对比，认为汉光武帝和汉高祖时期的人才，其所处时势不同、所事君主不同，并不存在优劣之分。他精辟地指出：曹植所谓汉光武“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的言论，是“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将东汉的“中兴”完全归于汉光武帝一人。诸葛亮的这个论点很重要：是帝王个人“创造历史”，还是以帝王为核心的群体“创造历史”？当然，这都是英雄史观的表现，但后者总还是比前者来得客观一些。
重要的是，诸葛亮从客观史实出发，指出“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说到“中兴二十八将”，确也是历史上不可多见的政治现象。在诸葛亮之后，范晔对此也有高度评价。范晔对以“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的说法提出质疑，从能否把握时势的角度肯定了“二十八将”皆是“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的“志能之士”。至于为什么“张（良）、陈（平）特显于前”？这也是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的。诸葛亮从这些人才所事之君的不同立论，指出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在于汉高祖和汉光武帝所具有的不同个性。因汉高祖“动多疏阔”，使得“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得横行于外”，其智勇得到彰显。而汉光武帝“策虑深远”，“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又有先见之明，故而使得手下人才的才能难以凸现而已。他以俗语所谓“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来总结汉高祖和汉光武帝用人之不同。对此，范晔从这些人才所处时势立论，认为“光武不以功臣任职”，正是汉光武帝吸取西汉初年分封异姓诸侯王的教训，注意到“立国”与“治国”所需不同层次的人才，促进了人才的广泛选拔，使得功臣们得以“以功名延庆于后”的明智之举。这显示了范晔的卓识，也印证了诸葛亮的高见。
在更深入的层次上，诸葛亮进而论述了汉光武帝个人才能与其人才之关系，提出：“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这就是说在东汉皇朝的建立上，是汉光武帝同其所拥有的人才共同发挥才能的结果。他进一步结合具体史事写道：“光武称邓禹曰：‘孔子有回，而门人益亲。’叹吴汉曰：‘将军差强吾意，其武力可及，而忠不可及。’与诸臣计事，常令马援后言，以为援策每与谐合。”看来，诸葛亮是很重视这些事实的。据《后汉书》记载，邓禹在王莽末年“羸粮徒步，触纷乱而赴光武”，以求“垂功名于竹帛”。邓禹善于识人，“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且善于谋略，带兵平定山西，名震关西，以至于汉光武帝引用孔子“自吾有回，门人日亲”的话来称赞他。即使在邓禹“威损枸邑，兵散宜阳”、大败于赤眉军时，依然是“荣悴交而下无二色，进退用而上无猜情”，始终得到汉光武帝的信任和重用。吴汉“为人质厚少文”、“质简而强力”，自说服彭宠归附汉光武帝后，“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对汉光武帝忠心耿耿，故而“常居上公之位，终始倚爱之亲”，以功名终。而马援曾“腾声三辅，遨游二帝”，认为“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但在其归附汉光武帝后，因善于讲述前世行事及用兵策略，“每有所谋，未尝不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邓禹、吴汉、马援三人都是主动归附于汉光武帝，而汉光武帝在对他们的评价和任使上也都用其长，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很和谐的。应当强调的是，诸葛亮很注意汉光武帝君臣之关系，并将此视为汉光武帝作为明君有知人之智的确实证明，这不仅显示出他的史识，而且也可能同他自身的经历有关。概括说来，诸葛亮认为“光武上将非减于韩（信）、周（勃），谋臣非劣于（张）良、（陈）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平）、张（良）、韩（信）、周（勃）有焦烂之功耳”。这种以君主同其大臣之关系的两两比较所得到的结论，在方法上胜于曹植，而在结论上也显得平实、中肯。
综观历史，汉高祖和汉光武帝虽都起自布衣，但两人所拥有的人才情况并不相同。西汉初年，将相多出身于底层社会；而至东汉中兴，诸将帅有儒家气象。这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带来的社会风尚改变有关。曹植和诸葛亮的观点虽然不同，但在评论汉高祖与汉光武帝时，都注意到对比汉高祖与汉光武帝的个人品格、才能，再比较二者所拥有的人才，以此评论汉高祖与汉光武帝之优劣。曹植作《汉二祖优劣论》是在建安期间，在政治上尚未受到魏文帝曹丕的迫害，在邺下文坛也很活跃，其贬低汉光武帝时的人才，可能暗含有抬高曹氏集团人才之意。诸葛亮作为以“汉家”正统自居的刘备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却可能借称赞汉光武帝时的人才，来肯定刘备集团的人才。当然，这仅为推测之论，不妨置此待考。
总的说来，诸葛亮提出东汉皇朝的建立，是汉光武帝本人的才能同属下人才“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注意到了众人统治集团的智慧和力量，以及各种人才发挥的作用不同在于任使者之不同，比之于曹植贬低汉光武帝时期的人才，将东汉皇朝的建立归于汉光武帝个人的才能，更显高明。当然，诸葛亮仅从汉高祖与汉光武帝的个性来比较其对人才的任使，没有注意到不同的客观形势对政治实践所带来的影响，是其所论的不足之处。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治、军事割据势力之间的混战及政权频繁更迭，同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东汉皇朝相去未远，故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学人颇为关注东汉历史，特别是在对东汉开国君主汉光武帝刘秀的评论上，除了曹植、诸葛亮的专篇评论外，这时期的史家也多有评论。
司马彪、皇甫谧、傅玄三位史家在对汉光武帝的评论上运用了比较的方法，而比较的内容则有所不同。如司马彪《续汉书》中把汉光武帝和同为“中兴之主”的夏少康进行了对比。他认为：“昔羿、浞篡夏数十年，少康生，为（仍牧正），能修德复夏，厥勋大矣。然尚有旅田及靡、有鬲内外之助。至于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凭焉。发迹于昆阳，以数千屠百万，非胆智之主，孰能堪之？”这里，司马彪将汉光武帝和夏少康对比后，认为刘秀缺少夏少康的政治资历，是凭借个人的“胆智”实现中兴。他指出汉光武帝“号称中兴，虽初兴者，无以加之矣”，称赞其在平定中国后，又“抗文德，修经术”，施行“柔远以德”、“爱慎人命”的仁政。足见，司马彪对汉光武帝可谓推崇备至。
而皇甫谧《帝王世纪》是把汉高祖和汉光武帝加以比较而作出评论。他分析汉高祖之取天下时，正“遭秦世暴乱”，而汉高祖“不阶尺土之资，不权将相之柄”，无所凭借，然“奋其智谋”，“或以威服，或以德政，或以义 成，或以权断”，顺应时势变化，“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终于建立西汉皇朝。皇甫谧称赞汉高祖对时势的把握，提出“是以圣居帝王之位，无一定之制”。对于汉光武帝，皇甫谧认为“《左氏春秋》称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而汉光武帝“不阶成旅之功”，却能“平暴反正”，是与夏少康同美的“中兴之主”。皇甫谧也注意到汉光武帝刘秀不具有夏少康所能依靠的政治条件，凭借个人才能，成就“中兴”之功，但不像司马彪那样盛赞，较为平实。
不同于司马彪、皇甫谧具体的历史比较，傅玄用高度概括的形式，比较了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和魏武帝曹操。他说：“汉高祖度阔而网疏，故后世推诚而简直；光武教一而网密，故后世守常而礼义；魏武纠乱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贵理。”傅玄不仅注意到客观形势对刘邦、刘秀、曹操的影响，也顾及到他们所采取的政治措施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包含着朴素历史辩证的观点。
另外三位史家薛莹、范晔、袁山松在对汉光武帝的评论上，则从历史形势的角度出发。薛莹在《后汉纪》中将历史形势与人物评价结合在一起，充分肯定了汉光武帝的个人才能。他具体分析了当时的历史形势，指出“王莽之际，天下云乱，英雄并发，其跨州据郡，僭制者多矣”，看到割据势力林立，进而强调汉光武帝“聪明仁勇”、“宏宽博纳”、“计虑如神”，命将“皆授以方略，使奉图而进，其违失无不折伤”，故能于“十数年间，扫除群凶，清复海内”。薛莹对汉光武帝的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清姚之驷在《后汉纪》辑本序中赞道：“世祖及显宗二论，波属云委，灏瀚苍郁，洵良史手，他称是矣。”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一方面对汉光武帝进行了美化和神化，他一连列举了“赤光照室”、卜者王长所语、方士夏贺良上言、望气者苏伯阿之叹、道士西门君惠和李守的预言等，来说明“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这种口吻同范晔对自己史论的评价相去甚远，反映了他在思想上与政治上的一种局限。因为南北朝时期，史家著史，对改朝换代之君，都要进行美化和神化，而范晔在这篇史论中也未能免俗。另一方面，范晔还是看到时势的作用，指出当时“炎正中微，大盗移国”，“人厌淫诈，神思反德”，而汉光武帝本人“明明庙谟，赳赳雄断”，再加上“人谋咸赞”，故能重建汉皇朝。相较于后论中浓厚的“天命”思想，范晔在赞中对于汉光武帝的评价还是表明了自己的历史见解。但从整体上看，范晔关于汉光武帝的评论就不如《后汉书》中其他评论那么精彩了。
袁山松《后汉书》中则将历史形势同汉光武帝的施政联系起来，对其进行评论。他认为汉光武帝“与夫始创业者”并无不同。其史论不像其他史家那样将东汉皇朝视为西汉皇朝的延续，赞扬汉光武帝的“中兴”功绩。他指出：“前汉自成、哀以下，而天地纵横，巨滑窃命。刘氏旧泽虽在，而瞻仰之望殆绝。”汉光武帝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优势，反而“身屈更始之助，位与群竖并列”。但汉光武帝能在“怀玺者十余，建旗者数百”的情况下，“扇之以仁风，驱之以大威”，施行顺应民心的政策，再加上本人具有汉高祖的“大度”、汉文帝的“仁”、汉孝宣帝的“明”，使得“群才”效命，统一天下。这就显示出论者以纵横捭阖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卓见。
综上，司马彪、皇甫谧、傅玄都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将汉光武帝同前代君主相比较，肯定汉光武帝的个人才能。薛莹、范晔、袁山松则是从历史形势出发，突出强调汉光武帝的个人才能。这些史家的评论有高低不同，都讲到了历史形势，但总的看来都把东汉皇朝的兴起归于汉光武帝的个人才能，没有跳出英雄史观的窠臼，有将汉光武帝偶像化、神圣化的倾向。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所以出现对汉光武帝的“热评”，究其原因有以下三方面：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将东汉皇朝看做西汉的继续，向往其时的统一、安定，容易将两汉相较，尤其是在开国君主的评论上更是显示出时代因素；二是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多途发展阶段，表现为史风大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而种类繁多，导致“一代之史，至数十家”，仅东汉史就有12家，其中关于汉光武帝的评论是重点；三是自东汉以来人物品评风气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文学家曹植、政治家诸葛亮，还是薛莹、司马彪、皇甫谧、袁山松、范晔、傅玄等史家对汉光武帝的评论，都给予较高的历史地位。汉光武帝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完成统一之后，汉光武帝能顺应历史形势，以“柔道”治天下，注意民生，与民休息，又采取“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政治方针，既有利于整肃吏治，也保护了功臣，从而开创“中兴”之业。上述这些评论，总体而言是比较客观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他们的评论中也难免有美化之处，如过于强调汉光武帝的个人德行、才能。对于这些，似也不好过于苛求前人。因为这一方面跟个人对历史认识的不同及史识之高低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时代所给予人们思想和政治局限的反映。今人回顾过往的历史，评价曹植、诸葛亮和众史家的种种评论，重要的是从中获得历史的启示，增益自身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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