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裒一生思父是孝是迂
公元252年，司马昭率军在东关与吴军发生大战，结果战败。战事结束后，司马昭召集臣下，问道：“这次大败，是谁的罪过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低头不语。唯独担任安东司马的王仪接口回答：“责任在元帅。”司马昭大怒，说：“你怎么能把责任推给我！”于是下令把王仪拖出去斩首。
对于东关之战，本文不多做分析。王仪的死，可以说是其轻率直言所致，也可以说是司马昭气度狭小不能容人所致。我们对敢于说真话的人很佩服，但有时候我也会想，为什么魏征说真话就不会被杀呢？还不是因为魏征懂得什么时候该说真话，什么时候也不妨打个马虎眼。当然，无论他人如何评价，王仪之死，在王仪的家人，尤其是王仪的儿子王裒看来，是天塌下来一样的大事。
王仪悲痛欲绝，愤怒异常。可是，对方是权倾朝野的司马家族的领导人物，王仪一旦证明是冤杀，不就是说司马昭是枉杀忠良，是东关战败的主要责任人了吗？既然司马昭认定王仪是死罪，那就不可能从官场上，从政治上为自己的父亲正名。于是王裒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思念，对朝廷对司马昭的不满。
都城洛阳，那个司马昭居住的地方就在王裒家乡的西方，于是王裒坐下的时候，从来不面对西方。王裒在自己的父亲坟墓旁边修建了一个草庐，为父亲守丧。当教授学生，读到《诗经·蓼莪》中“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诗句，每次王裒都泪流满面，不能自已。学生们从此之后撤出这首诗歌，免得让老师伤心。每当想起父亲的时候，王裒经常在父亲坟墓旁边的柏树旁哭泣，泪水流淌在树上，以至树都枯死了。他的母亲生性害怕打雷，母亲死后，每逢打雷，他就到母亲墓前说：“儿子王裒在这里，（请母亲别害怕）。
王裒的孝行天下闻名，朝廷曾经三次征召，州郡曾经聘请七次，王裒一律拒绝。
王裒不但厌弃功名，对他人的赠与也从不接受。王裒家中贫寒，需要计算人口粮食，全家都参与耕种，身上的衣服，也都是养蚕织布所得。即便是学生暗中替他收割麦子，王裒也会把收割好的麦子抛弃掉。
在父亲之后22年，西晋王朝的都城洛阳被叛军攻陷，盗匪像蜂一样四处都是，族人都想渡过长江移居到江东去，王裒眷恋父母的坟墓不肯离去。等到了盗匪逼近的时候才离开，临走的时候又拖延迟缓，结果被盗贼杀害了。
对于王裒，历代都赞为孝子。虽然王裒一生没有当官，却能在正史立传，足见世人对王裒的赞赏。
对于王裒，司马光还有一段议论，说的比较远。司马光说：“从前，舜帝诛杀鲧，而鲧的儿子大禹却侍奉舜帝，这是因为禹不敢废弃国家大事。而嵇康和王仪都是冤死，他们的儿子不侍奉晋朝的皇帝，当然可以理解。到了后来，嵇康的儿子嵇绍如果没有在荡阴的忠烈行为，岂不是会受到君子的嘲讽？”
看司马光的评价，首先觉得奇怪。为什么司马光对大禹和嵇康之子的选择有不一样的评价呢？大禹侍奉仇人，是不敢废弃国家大事，而嵇康被杀，嵇绍侍奉晋朝皇帝就应该让人讥笑呢？完全是两套评价标准嘛。
后来也就想明白了。中国的史学家也好，老百姓也好，从来都是两套甚至多套评价标准。就像庄子所说，杀一个人的人是杀人犯，杀一万人的人是英雄。明君贤相不论做什么都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而小民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也注定了会被呵斥。嵇康其实是个明白人，虽然他有自己的信仰，不愿意侍奉司马氏，可是却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在司马氏王朝担任要职的朋友山涛。嵇康其实并不介意自己的儿子在仇人门下当官。当然，这是嵇康的洒脱，也是生存的无奈。
至于王仪，对杀害自己父亲的司马昭有怨恨，我们可以理解。不过，从父亲王仪死去，到王裒去世的22年，王裒的种种孝行，让我看了却感到深深的压抑。我很欣赏陶渊明的一首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有时候亲人死去，苟活着未必要天天哭泣，才是孝顺。即便是不再在朝廷当官，不去侍奉所谓的仇人，也可以过得轻松自在一些，毕竟王裒也还有自己的家人，妻子，儿女。看王裒耿介到连学生帮忙割麦子，也要把麦子扔掉，就觉得这人太倔了。假设王仪在天有灵，也不会希望王裒的余生过得如此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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