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恪巅峰下的末路
诸葛恪是吴国开国后，第二代显赫人物，他是诸葛瑾之子，自幼聪慧，才思敏捷，当初孙权让他担任抚越将军、丹阳太守时，三十二岁的诸葛恪，曾用计谋将深山中的山越人，诱迁至平地，解决了历年的隐患，又补充了国家的兵员，为此，深受孙权的重视。赤乌八年（245年）正月，陆逊病故，诸葛恪为大将军，接替陆逊，统领荆州军政大权。
孙权病危，又是顾命重臣之一。太元二年（252年）四月，孙权病故，诸葛恪以太傅辅政，随后，改革弊制、推行恩泽，从政才干为当时所称道。
诸葛恪的得意之笔，就是东兴堤（今安徽巢县南）之战。建兴元年（252年）十月，诸葛恪重修东兴大堤，并依山新筑两城，分别以千军驻守。十二月，魏国命胡遵、诸葛诞率军七万围攻两城，由于城坚地险，魏军一时不能取胜。诸葛恪率军四万驰援解围，前锋丁奉率先以三千军，经水路两日至徐塘（今江西新建县西），正值天降大雪，魏军将士饮酒聚会，丁奉令士兵去甲戴盔，手持刀剑攀堤而至，魏兵笑而不备，丁奉发起突然进攻，破敌前营，恰好吕据等援军，也都陆续赶到，魏军仓促之际，四散奔逃，争渡浮桥，桥被挤坏，溺水者死伤数万，吴军大获全胜，缴获辎重堆积如山。
建兴二年（253年）二月，诸葛恪任荆、扬州牧，统领宫内外军事，权力达到了颠峰。从此诸葛恪十分轻敌，再次准备出师伐魏，并令司马李衡出使蜀汉，约姜维东、西并进。可是，在吴国内部，却是一致反对，《三国志·诸葛恪传》简述了争论的概况，“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以固争，扶出。”可见当时激烈的程度。诸葛恪为了表达自己意愿，特写了一篇“著论谕众”（以后称“著论”）的文章。
文中大意是：帝王不致力兼并天下，自古未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自持兵强，遇事互相救援，以为这样就可代代相传，结果使秦国坐大，吞拼了六国；当代刘表，拥兵十万，坐观成败，纵使曹操统一北方，而后以三十万大军，南下荆州，其子不战而降。
让敌人强大，祸患不发生于现在，必发生在将来。以春秋越国来说，十年生聚，十年训练，终于打败了自持强大的吴国。越国是小国，尚且是祸患，何况是强大的敌国？
现在魏国的土地，比古秦国多数倍；而吴、蜀两国土地加起来，没有六国的一半。今天所以能与魏国相持，原因是曹操时期士兵已老，新一代尚未成熟，司马懿儿子“幼弱”而专权，智谋之士未得到重用，这正是魏国的“厄会”，如果现在顺从众议，以为有长江天堑，就可放心，那么再过十年，魏国兵力比现在多一倍，而我国兵力比现在少一半，那时再有伊尹、管仲的良谋，也无济于事。
今天我以一般臣子，担当萧何、霍光那样的重任，不能为国家开拓，将来年老，敌国强大，即使感到有罪，又有什么用！现在因百姓困苦，就要休养生息，正是不懂得长远大计。以前汉高祖，已有三秦之地，为什么不闭关自守，还要全力攻楚，身遭创伤，将士劳苦，就是因为楚、汉不能并存。最后，以东汉初期，荆邯劝说公孙述，出兵进取的计划；还有家中叔父，“与魏争竟”的表文，这些都使我叹息。
以此言答复诸公，即使我死去，谋划不能实现，也望后代知我的忧虑。
诸葛恪的慷慨之论，以致反对他的人，知他决心已定，也都缄默无语。建兴二年三月，诸葛恪调动二十万大军，兵至淮南。开始是想掠获人口为目的，四月，在众将建议下，才将攻击目标，转向新城（今安徽合肥西北），并以此诱歼前来解救的魏军。当时，扬州牙门将张特，只有三千军守城。诸葛恪连月鏖战，却久攻不下，士兵已十分疲惫，因为天热饮水，军中多是感染痢疾，疫情迅速蔓延，患者大半。诸葛恪对报告疫情的人，认为是诈语，要斩首示众，致使军中不敢多言。至到七月，据《资治通鉴·卷五十六》记载，张特见城中守军，战死与病死的伤亡过半，危在旦夕，才派遣使者向诸葛恪说，魏国法令，百日后城陷不治家中罪，现已围城九十余日，请再宽限几天。张特借此机会，拆除民房补城缺口，再整军死战，正值魏国援军又到，诸葛恪见大势已去，才匆忙撤军。
撤退路上，伤兵到处可见，有的葬身沟壑、有的被魏军俘获，幸存的士兵，凄楚交加怨声载道，诸葛恪却视而不见，泰然自若。并滞留途中，竞有一月之久，直到八月，接到数次招还的诏书，才回到建业（今江苏南京）。
回军后的诸葛恪，威严示众，首先，严斥下诏书的中书令孙嘿，吓得孙嘿报病在家，其次，罢免出征后任命的官员，改换各官署的侍卫，用人唯亲，以致想见诸葛恪的人，都感到诚惶诚恐。再后，为了挽回失利局面，准备再次出征，夺取魏国的徐州或青州。
正当诸葛恪闹的朝野不宁的时候，武卫将军孙峻，（此人好杀成性）以疑心他“变乱”，与皇帝孙亮密谋策划。建兴二年十月，在皇宫宴请诸葛恪时，席间被孙峻袭杀，随后夷灭三族，诸葛恪从此画上了血腥的句号，时年五十一岁。
应该说，诸葛恪初露头角，确实展示了军政才能，是继陆逊之后的帅才。但他随之权重，固步自封，脱离现实的自负其能，以致盛气凌人的霸气，终于使他执政一年多，走向了毁灭。虽然他的被杀，出于上层的猜忌，但是淮南一战的前前后后，诸葛恪极端之下，却是深负众望，历史的必然，将他定格在终始的矛盾之中。
第一，诸葛恪极力主张伐魏时，卫将军縢胤劝说，“今猥以劳役之后，兴师出众，民疲力屈，远主有备。若攻城不克，野略无获，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丹阳太守聂友也劝，“宜且案兵养锐，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对这些至言，诸葛恪却不为所动。仅仅间隔三个月，调动二十万大军，几乎是倾国之师，士兵难有休整，物力、财力大量消耗，百姓负担加重，涉及国之根本。诸葛恪初掌朝纲，不是稳定内部，抚恤民众，却一味诉诸武力，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诸葛恪在“著论”中，强调时不我待的宗旨，乘胜出击，似乎有其道理。但他只见其一，轻视其二，魏国实力强，即使东、西方呼应行动，战场难测，也不可能置魏于一朝覆亡，急于求成，无异于纸上谈兵。
在“著论”中，也有分析不当之处，当时司马师四十六岁；司马昭四十三岁，年富力强，怎么说成是“幼弱”！魏国的“厄会”，又何以见得？诸葛恪论述之中，似曾表露着捨我其谁，好高骛远的一面。
诸葛恪的伐魏，是鼎峙既成下的逐鹿，与蜀汉伐魏的口号不同，这种兼并的战争，未等有利时机，就难以构成自身的政治优势，舆论的影响，是争取民心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综合这些，可以看出诸葛恪一意孤行、不待时机的伐魏，是在错误时间下的行动。
第二，诸葛恪出动二十万大军，如果只为掠获淮南人口，实际上也难以削弱魏国的实力。由于战地人心惶恐，百姓逃亡，又很难达到预想的效果，得不偿失。所以，众将才提出“围城打援”方案，“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诸葛恪改变战略后，重点是攻城，为了消灭魏军实力，又必须兼顾打援。尤其打援上，如何对付援军，是否多路设伏等等，这些不见于史载。不过，后来魏国援军能很快至新城解围，诸葛恪即使有伏击的部署，也难有成效。仓促间临战调整，未知敌情动态，只凭比较抉择，难说是知己知彼。
诸葛恪伐魏，按常规是，应以拓土开疆为目的，大兵未动之前，理应制定周密地行动计划，策应进攻，夺取要隘，这非与掠获可比。所以，一开始带有随机性的战略，是一种盲目行动，即使意外获胜，总体上也起不到威慑敌国的作用。
再看围攻新城，吴军以绝对的优势，前后三个月，竟攻不下一座城池，即使考虑到疫情影响，也不致如此缓慢！尤其是成功有望时，却意外地中了张特的缓兵计，须知，军中疫情困扰，如若坚城可拔，无疑是振奋军心！又用兵不知“兵不厌诈”，不作两手准备，这样的功亏一篑，简直成为笑柄。
诸葛恪在攸关大计上，用兵不得其法，只能说明他在戎机上，稍逊一筹。
第三，诸葛恪失利的又一因素，是遇上了疫情，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大兵团作战，疫情已震动军中，是十分严重的事，理应调整战略思路。退一步说，即使打下新城，也是两敗俱伤，又有多大意义！所以在生死一念间，当以救治伤员为要务，纵使罢兵休战，保住军中士气，还有再战的机会，也不为失计。可是诸葛恪却相反，心里明知失算，却气急败坏，遮掩疫情真相。“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就这样改变了战局，可见，诸葛恪自己置自己于困境，这是他未曾料到的。
诸葛恪高高在上，不以士兵为轻重，以将士生命为睹注，是这次出征的又一突出之处，由于他刚愎自用的个性，在治军上缺少“人和”因素，致使众心离散。
第四，诸葛恪损兵折将，引出的内心冲击，很怕被人说三道四，所以他先发制人，回都后的表现，诸如以个人臆断，随意罢免官员，撤换侍卫，大显威风等等，都是这种心态的表相。不知他想到没有，新君即位不久，这样目中无人，让小皇帝如何想，势必有蔑视君王之嫌！
诸葛恪辅政之初，大司马吕岱曾对他说，“世事多难，子每事必十思。”侧重十思，是对他不善于把握自己，最衷恳的告诫，可惜的是，他没有深悟其意，以致在不觉中，难以自拔。
就孙峻来说，本来很推崇诸葛恪的才能，孙权病危时，是他首先推荐诸葛恪辅政，当时孙权曾有疑虑，而孙峻却极力保举。诸葛恪曾与少傅孙弘不睦，孙弘乘孙权病死，企图假传遗诏除掉他，又是孙峻将此事告诉诸葛恪，才得以诛灭孙弘。现在，却是孙峻首先发难，事情的迅速变化，已见其难容程度。诸葛恪初掌朝纲，凡事不加检点，以自己所好，强加于人，不能不说是他从政的败笔之处，所以，他的失败带有必然性。
诸葛恪劳民伤财，无功而返，在吴国掀起的波澜，至重至远，也是三国后期，颇有震动的事件。以致其后的吴国，再无大规模规模伐魏的机会。时间仅仅过去二年，五风二年（255年）正月，毌丘俭借司马师废立事件，背反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又过二年，太平二年（257年）五月，司马昭防备诸葛诞，诸葛诞亦反于寿春，淮南地区的连续动乱，假如（历史上假如，都是后悔药）是几年前，诸葛恪调动二十万大军的气势，吴国乘此伐魏，也许有所可为。可是时过境迁，历史盛衰有凭，人为其中可鉴。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