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曹真之父与曹操早期的遇险经历
《三国志曹真传》记载：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众，为州郡所杀。太祖哀真少孤，收养与诸子同，使与文帝共止。
而《三国志曹真传》裴注《魏略》则云：真本姓秦，养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与太祖善。兴平末，袁术部党与太祖攻劫，太祖出，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开门受之。寇问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变其姓。
《三国志曹真传》裴注《魏书》却有另外的说法：邵以忠笃有才智，为太祖所亲信。初平中，太祖兴义兵，邵募徒众，从太祖周旋。时豫州刺史黄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独遇害。
三种史料，把人搞得云山雾罩，实在是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里面大致可以分解出三个大问题：
有人以为上述史料一则记载“真父邵募徒众”另一则是说“真本姓秦，养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与太祖善”。误以为曹真可能有两位父亲，一位是生父，名秦伯南，另一位是养父，名曹邵。这个误解可能来自《魏略》所云“真本姓秦，养曹氏”，以为曹真本来姓秦，后来被一位姓曹的养育。而这里所谓的“养曹氏”，其实就是指的后来被曹操所收养。《魏略》在后面记载的一段，就是对这个收养事情的解释，“太祖思其功，故变其姓”正是为了说明前面的“养曹氏”。
因此，这所谓的两人实则就是一个人，就是曹真的生父，其人名字叫秦邵，字伯南，所以也称为秦伯南。曹真也没有另外的养父之说，其养父就是曹操。因为《三国志曹真传》记载的很清楚：“太祖哀真少孤，收养与诸子同”。
这个问题，清人卢弼作《三国志集解》分析的很清楚，其实并无多少争议。而曹真既然原本不姓曹而姓秦，则表明其不可能是曹操的亲族子。所谓族子，应当是同一家族（也就是曹姓家族）人的儿子（相对曹操而言）。
依据以上史料，曹操这次遇险的时间，竟然有两种说法。其一，是《魏略》记载的“兴平末”，其二是《魏书》所言的“初平中”。
兴平只有两年，因此所谓“兴平末”当时指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而初平有四年，初平中有可能是初平二年、三年、四年（公元191、192、193年）。
对于曹操这次遇险的地点，上述史料都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豫州刺史欲加害的说法，可以判断出这个地点是在豫州境内。
那么，曹操早期是否有没带部队而在豫州境内活动的经历呢？答案是有。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是岁中平六年也。
《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七《曹操别传》也记载：拜操典军都尉。还谯、沛，士卒共叛，袭击之。操得脱身亡走，窜平河亭长舍，称曹济南处士。卧养足创八九日，谓亭长曰：“曹济南虽败，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车牛相送，往还四五日，吾厚报公。”亭长乃以车牛送操，未至谯，数十里骑求操者多，操开帷示之，皆大喜，始悟是操。
由此可知，曹操的家乡是在豫州的沛国谯县，曹操为了拉起一支义兵队伍，曾经返回家乡散家财。因此，曹操在拉起队伍之前，曾经只身返回家乡豫州变卖家财，此时期确实有只身出现在豫州的情况。曹操遇险的地点，是在距离谯县城以牛车往返时间为四、五天的范围内，大致是距谯县七十汉里（按牛车一天走三十汉里估算）。
再来看时间问题。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太祖至陈留，散家财。
根据《后汉书献帝纪》的记载：（中平六年）九月甲戌，即皇帝位，年九岁。……丙子，董卓杀皇太后何氏。……甲午，豫州牧黄琬为司徒。
查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中平六年九月甲戌为九月一日，九月丙子为九月三日，九月甲午为九月二十一日。
这说明：曹操应当在中平六年九月一日后（或当日）即逃离洛阳东归，九月三日后已经跑到了好友张邈的陈留郡地界，开始准备集合义兵。随后返回家乡豫州去变卖家财，并遇险。逃过危难之后，曹操集合了一支义兵队伍，于当年十二月起兵于陈留郡最东面的己吾县。
因此，曹操这次遇险的时间，应当在中平六年九月底到十月之间。遇险后，曹操还休养了近十天时间，再返回的谯县老家，此后还要继续招兵买马、简单的训练部队，再返回到陈留郡，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魏书》所言的“初平中”，曹操是否有到过豫州地界呢？还真有：“（初平元年）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还到龙亢，士卒多叛”。（见《武帝纪》）。龙亢县位于豫州沛国的南部，靠近扬州九江郡。不过这次兵变，《魏书》的记载是：“兵谋叛，夜烧太祖帐，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乃得出营；其不叛者五百余人”。也就是说：曹操这次并未被杀的只身逃命，而是亲手斩杀叛兵数十人，同时曹操身边还有五百余未叛变的士兵，显然与前面讲的遇险情况完全不同。
那么在《魏略》所言的“兴平末”，是否曹操有到过豫州呢？也确实有：“（兴平）二年十二月，兗州平，遂东略陈地。……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军临武平，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仪及其众皆降”（见《武帝纪》）。这次曹操进军入豫州，时间确实是“兴平末”的兴平二年，但是，这次曹操是率领着刚刚彻底打败吕布和张邈的兖州军主力，进军豫州的陈国，而袁术所任命的陈国国相袁嗣一看曹操大军到来，根本没有抵抗就缴械投降了，此时是建安元年正月。紧接着，曹操大军兵锋一转，西进豫州的汝南、颍川二郡，也是一举击败投靠袁术的黄巾余部：四部各数万人马，顺利拿下了豫州这两个最重要的郡。这里，曹操的情况与前面说的遇险，完全是两种正好相反的局面。因此，这次曹操入豫州，也不可能是前面所言遇险的时间。
简而言之，最后我们竟然发现：不论是《魏略》记载的“兴平末”，还是《魏书》所言的“初平中”，这两个时间竟然都是错误的，曹操在这两个史料记载的时间里，并没有出现只身逃命的遇险情况。看来，《魏略》和《魏书》都把曹操在豫州遇险的时间搞混淆了。曹操遇险的正确时间其实是“中平末”，也即中平六年。
那么，曹操这次遭到攻击，到底是何人所为呢？是《魏略》所云的袁术部党？还是《魏书》记载的豫州刺史黄琬的部队？
《三国志曹仁传》记载：“曹仁字子孝，太祖从弟也。少好弓马弋猎。后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泗之间，遂从太祖为别部司马”。
由此记载，我们知道，曹操返回老家豫州沛国，一方面是变卖家财准备招兵买马的资金，另一方面则是召集以前在家乡其家族暗地里集结的地方武装，比如曹仁的武装千余人。
这些豪强地方武装，说白了就是今天各地的黑社会力量，甚至是土匪恶势力，经常干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
根据《后汉书黄琬传》的记载：“（黄琬）又为豫州牧。时寇贼陆梁，州境雕残，琬讨击平之，威声大震。政绩为天下表，封关内侯”。说明身为豫州牧的黄琬，确实是大力打击其境内的贼寇力量，而曹仁之流也应当在其打击范围之内。曹操回家乡散家财，集结人马，正好赶上黄琬的部队来扫荡被打败，是比较合情合理的情况。
那《魏略》所云的被袁术部党所攻击，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曹操连着遭到两股力量的打击？这个概率太小了。
《后汉书袁术传》的记载：“袁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后颇折节”。原来，袁氏家族本就是豫州汝南人士，在汝南郡乃至豫州地界，想必袁术家族的势力也是很大的。袁术少年时期，是“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其实也就是地方黑社会势力，与在沛国的曹仁势力属于一丘之貉。而碰巧，袁术的汝南郡与曹仁的沛国谯县接壤，由此，两股黑社会势力为了争夺利益或地盘，产生一些矛盾也是必然的。
当豫州牧黄琬下令去打击沛国境内的曹氏武装时，与之有矛盾的汝南袁术部党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打击对手的好机会。
因此，去沛国谯县攻击曹氏武装的人，一个可能是豫州牧黄琬派遣的正规军，一个可能是为争夺利益而越界出手的袁术部党，而更可能的就是袁术部党借着豫州牧的旗号，去攻打了曹氏武装。
我们知道，中平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豫州牧黄琬就已经到洛阳担任司徒之职了（也有可能只是调令下达的时间），而九月三日曹操才刚从洛阳跑到陈留郡，这中间最多只有十八天时间，而黄琬接到调令，准备搬家、安排后续工作等等，路上再走数日，当曹操从陈留返回家乡谯县时，相信黄琬已经在去洛阳上任的路上了。黄琬在准备调任的短暂时间内，还有精力部署去讨伐谯县的地方武装，实在是可能性不大。
故此，个人以为，在谯县攻击曹操的，应当是邻界汝南郡的豪强武装：袁术部党。而这些袁术部党是打着豫州牧黄琬讨平豫州境内贼寇的旗号来的。真正的豫州牧黄琬，此时已经准备卸任，去洛阳上任司徒了。
当然，袁术部党的攻击，其实与袁术本人并无关系，也不是针对曹操个人而来。《三国志袁术传》记载：“（袁术）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后为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董卓之将废帝，以术为后将军；术亦畏卓之祸，出奔南阳”。也即是说：袁术很早就已经离开家乡去中央政府当官了，在董卓即将废立汉帝前不久，董卓任命袁术为后将军，袁术随即出逃到了荆州南阳。
这次使曹操遇险的攻击，是袁术在家乡的豪强武装对谯县曹氏豪强武装的一次攻击，而曹操正好回家散财招兵，遇上了这次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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