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时期的襄阳历史名人
汉末三国两晋时期，是襄阳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高峰，文化发展，人才辈出，涌现了不少历史名人。
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后，东汉王朝分崩离析，各地军阀纷纷割据称雄，争城夺地。初平元年(190)，刘表出任荆州刺史。刘表(142-208)，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东北)人，西汉鲁恭王的后代，年轻时参加过太学生运动，被誉为“八俊”，公认为当时的英才豪杰。刘表来到荆州时，境内各地太守长令阻兵作乱，强宗大族又聚众自保，各级地方政权名存实亡。刘表走到宜城(今属湖北)时，道路就阻塞不通了，只得单枪匹马留在宜城，依靠当地大族的势力，铲除割据各地的宗族势力，平定境内的叛乱，把州治从江陵迁到襄阳，并逐渐控制了荆州八郡，建立了一个南至五岭地区，北到汉水流域，方圆数千里，军队十余万的横跨长江中游的地方政权。
刘表的荆州政权，试图在外部各种势力之间保持平衡，他虽与袁绍结盟，但并不过深地介入袁绍与曹操之间的斗争，尽量不直接卷入冲突。在内部，他也善于协调各种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动荡不安的荆州，与黄河流域群雄混战的局面相比，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从而吸引了大批北方难民迁徙至荆襄地区，其中包括不少各地的士人。从关西、兖、豫迁到荆州的才士儒生数以千计，刘表积极救助这些落难的知识分子，或延揽他们从事学术研究，或聘请他们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刘表在荆州设立的学校，从教的儒士有三百多人，在州学就学的生徒有千余人，荆州代替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
刘表时期荆州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标志的还有当时编撰而成的经学教材《五经章句后定》。汉代经学的传统是死守章句之学，作烦琐的考证，因而一直遭到后人的诟病。也有人在尝试简化，但只是个别学者对某一经而作，至刘表才开始集合众多学者之力，对《易》、《尚书》、《诗》、《礼》、《春秋》五经一起进行删繁就简的工作，为学校提供一套简明实用的教本，使生徒能够在短时间内通晓经义。
三国时代的风雷激荡，让一批批英雄在襄阳这块舞台上施展自己的不凡身手，上演了一出出史诗般的壮丽剧目，而他们的成功又离不开襄阳本地豪杰们的支持与配合。刘表就是在襄阳大族的支持下才在荆州站住了脚跟。不仅刘表时期，刘备、孙权相继统治荆州，襄阳名士大族也一直都是他们依靠团结的力量。而且南北人士相互交融，催生了一大批人才的成长。
襄阳习氏家族就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完成了向文化世家的转变。他们虽分散于魏蜀吴三方，但都以文才立身扬名。习氏入蜀例如《三国志•蜀书》卷四十五传载：“(习)文祥名祯，襄阳人也。随先主入蜀，历洛、郫令，广汉太守……子忠官至尚书郎。”同传注引《襄阳记》谓：“习祯有风流，善谈论，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为步兵校尉，掌校秘书。”《襄阳耆旧记》卷一庞林妇习氏条载：“庞林(庞统弟)妇，同郡习祯妺……曹操之破荆州，林妇与林分隔，守养弱女，十有余年。后林随黄权降魏，始复集聚。魏文闻而贤之，赐床帐衣服，以显其节义。”则习氏本与庞氏联姻，都是襄阳地方的一流豪族。据《襄阳耆旧记》载：习氏入蜀的还有习承业，历任江阳、汶山太守；习珍，为零陵北部都尉。
习氏入吴例如《三国志•吴书》卷六十一《潘濬传》注引《襄阳记》载：“襄阳习温为荆州大公平，今之州都。(潘)秘过辞于温问曰：‘先君昔因君侯当为州里议主，今果如其言。未審州里谁当复相代者？’温曰：‘无过于君也！后秘为尚书仆射，代温为公平，甚得州里之誉。”
习祯在蜀名望在庞统之下而在马良之上，习温在吴为荆州大公平，皆是作为荆州士族代表性人物。三国时期“习询、习爽，才气锋爽”，习承业“博学有才鉴”，习温“识度广大”，习祯“有风流，善谈论”。既说明襄阳习氏人才辈出，也反映了习氏作为襄阳地区文化世家的地位。
而且习氏作为文化世家，在历史上也留下了许多佳话。《三国志•吴书》卷四十八《孙休传》注引《襄阳记》曰：“(李衡)为丹阳太守，时孙休在郡治，衡数以法绳之。妻习氏每谏衡，衡不从。会休立，衡忧惧，谓妻曰：‘不用卿言，以至于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过重，既数作无礼，而复逆有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归，何面见中国人乎？’衡曰：‘计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慕名，方欲自显于天下，终不以私嫌杀君明矣。可自囚诣狱，表列前失，显求受罪。如此，乃当逆见优饶，非但直活而已。’衡从之，果得无患，又加威远将军，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资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衡亡后二十余日，儿以白母。母曰：‘此当是种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来七八年，必汝父遣为宅。汝父恒称太史公言，江陵千树橘，当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耳，用此何为！’”李衡襄阳人，《襄阳耆旧记》有其传，并载其妻习氏为襄阳大族习竺之女。虽然李衡为孙吴高级官僚，而其见识每屈于其妻，正可见襄阳习氏作为文化世家的家风。
三国鼎立维持的时间并不长，司马氏把持曹魏朝政后，为了树立威信，出兵灭掉了蜀汉。咸熙二年(265)司马氏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晋，三国鼎立变成了晋吴相峙，襄阳是晋荆州都督的驻地。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不久，就着手灭吴的准备，派重臣羊祜出镇襄阳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晋荆州都督驻地襄阳，是与吴国相邻的军事重镇。魏灭蜀后，荆州与益州一起，对吴国从西北构成包围的态势，尤其是荆州，处于与吴国相抗衡的中心位置。因此，晋武帝挑选了积极主张灭吴的重臣羊祜为荆州都督。泰始五年(269)，羊祜以卫将军的要职出任荆州都督，原来由江北都督所指挥的汉水以东江夏等地的部队也划归羊祜统领，共八万余人，都督区连绵万里。羊祜到任后积极整治军备，积谷储粮。他出镇时襄阳军粮储备不足百日，而到伐吴战争前夕，已足够十年的供给。同时，羊祜又推荐王濬出任益州刺史，并秘密向武帝建议，令王濬在益州建造战船，训练水军，为灭吴作准备。
继承羊祜出镇襄阳的杜预是羊祜伐吴政策的积极拥护者，他到镇之后也向晋武帝上书，请求早日伐吴。认为伐吴是“万安之举”，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无功而返。益州刺史王濬也向武帝上书请求早日开战，说他建造的战船已开始朽坏，自己也年近七十，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报效国家。
在主战派大臣的极力要求下，武帝终于在咸宁五年(279)十一月下达了伐吴的命令。伐吴的军事部署，基本是采用羊祜所拟定的计划，分六路出兵。六路兵马共约二十余万人，任命贾充为大都督，坐镇襄阳，统一调度各路兵马。当时吴国总兵力亦约二十余万人，二者兵力相当，但吴国战线长，江防数千里，兵力分散。因而晋国的战略意图是以下游两路兵马牵制吴军主力，而以优势兵力在长江中上游武昌以西地区各个击破，夺取重要的战略据点，然后策应王濬的水军顺江东下，与下游的两支部队会合，一举夺取吴国首都建业。
刘弘《晋书》有传，太安二年(303)三月自宁朔将军迁荆州刺史，率军镇压张昌起义，六月又代司马歆为镇南将军、荆州都督，进据襄阳，至光熙元年(306)八月卒于任上，前后四年。史载其“于是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岁用有年，百姓爱悦……时天下大乱，弘专督江汉，威行南服……卒于襄阳，士女嗟痛，若丧所亲矣。”1991年，在湖南安乡县发现刘弘墓，出土了刘弘的玉印和镇南将军金印。被评为1991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据《晋书•山简传》载：山简永嘉三年(309)以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驻襄阳。永嘉五年(311)洛阳陷落后，迁至夏口。即山简于永嘉三年至五年之间在襄阳。《山简传》谓：“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震，朝野危惧。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时有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茗艼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离。举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儿？’疆家在并州，简爱将也。”所谓高阳池，当以“唯酒是耽”的山简以“高阳酒徒”自况而得名。据《襄阳耆旧记》卷二人物载：“习嘏，字彦云，为临湘令。山简以嘏才有文章，转为征南功曹。涖官，止举大纲而已，不拘文法，时人号为‘习新妇’。简益器之，转为记室参军。”习嘏当是习氏园池的主人，以“不拘文法”著称，正与山简个性相似，无怪乎山简在习家园池要流连忘返了。
东晋襄阳地处南北交战之地，荆州州镇已移治至武昌(今湖北鄂州)、江陵(今湖北荆州)，襄阳先后为梁州、雍州侨州治所，仍属军事重镇。而且，由于襄阳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南北文化交流上处于重要地位，也是荆州北部的经济文化中心。十六国时期，佛教在北方得到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后赵，几乎举国奉佛。后赵灭亡后，大批佛教徒向东晋境内流徙，其中最著名的是道安师徒。道安是名僧佛图澄的弟子。佛图澄死后，他在北方各地传教，后避乱迁于陆浑(今河南嵩县)，受襄阳大族习凿齿的邀请，率弟子四百余人来到襄阳。襄阳是荆州佛教传播较早的地区，西晋时羊祜已在此立寺。道安师徒的南下，为襄阳地区的佛教开创了新的局面。他在襄阳翻译佛经，编制佛经目录，同时，与各地的僧侣保持广泛的联系。西至凉州，北到长安，东达建康，各地的僧侣都与道安保持密切的联系，而襄阳则俨然成了一跨越国界的佛教传播中心。道安师徒的南下，不仅推动了荆州地区佛教的发展，更由荆州向东至于庐山、建康，向西至蜀，使佛教在整个江南得到广泛的传播。
东晋时期虽然梁州、雍州先后侨置在襄阳，但从行政区划上，襄阳还是属荆州所辖郡县，襄阳大族仍出仕于荆州。《晋书•习凿齿传》载：“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江夏相袁乔深器之，数称其才于温，转西曹主簿，亲遇隆密。”习凿齿或初为部江夏郡从事，故为袁乔所器重，称重于桓温，转授职掌人事的西曹主簿。《世说新语•文学篇》载：“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桓温)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凿齿谢笺也云：‘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注引《续晋阳秋》云：“凿齿少而博学，才情秀逸，温甚奇之。自荆州从事，岁中三转至治中。”治中与别驾为州主要幕僚，《宋书•百官志》载：“别驾、西曹主吏及选举事，治中主众曹文书事。”习凿齿谓“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则是许多人一辈子都难以升至此职位。习凿齿后来又担任过别驾、户曹参军、荥阳太守等。晚年回到襄阳定居。曾资助道安师徒在襄阳发展佛教，名闻国内外。《晋书•习凿齿传》载：“及襄阳陷于苻坚，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既见，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诸镇书：‘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高僧传•释道安传》也载：“(苻)坚谓仆射权翼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焉？’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习凿齿在佛教界的影响，实际上与襄阳在传播佛教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
晋代襄阳习氏作为襄阳大族，从其婚宦也可看出。据《晋书•习凿齿传》载：“初，凿齿与其二舅罗崇、罗友俱为州从事。及迁别驾，以坐越舅右，屡经陈请。温后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继为襄阳都督。”罗氏也为襄阳大族，据《襄阳耆旧记》载，三国时有罗蒙仕蜀官至广汉太守，其子罗宪仕蜀为领军将军，入晋为武陵太守，宪兄子尚为晋益州刺史，二人《晋书》均有传。习凿齿二舅罗崇、罗友先为州从事，后相继为襄阳都督，说明至东晋时罗氏在襄阳仍仕进不衰。晋代婚姻更重门第，讲究门当户对，习氏与罗氏相与联姻，从中也也反映了襄阳习氏的社会地位。晋代习氏家族沿袭了三国以来文化世家的传统，习嘏以“才有文章”著名，习凿齿更是“少而博学，才情秀逸”，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千古留名。
《晋书•习凿齿》本传载，凿齿有子辟强，“才学有父风，位至骠骑从事中郎。”据《魏书•王慧龙传》载：“(慧龙)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治中习辟疆。时刺史魏詠之卒，辟疆与江陵令罗修、前别驾刘期公、土人王腾等谋举兵，推慧龙为盟主，克日袭州城。而刘裕闻詠之卒，亦惧江陵有变，遣其弟道规为荆州，众遂不果。罗修将慧龙，又与僧彬北诣襄阳。司马德宗雍州刺史鲁宗之资给慧龙，送渡江，遂自虎牢奔于姚兴。”此事也见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四晋末义熙元年(405)载：“魏詠之卒，江陵令罗修谋举兵袭江陵，奉王慧龙为主。刘裕以并州刺史刘道规为都督荆益宁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修不果发，奉慧龙奔秦。”是习辟强后也继其父为荆州治中，门风不替。但晋末刘裕起兵，推翻桓玄楚朝。桓氏家族经营荆楚数十年，与荆楚地方大族关系深远，故习辟强与江陵令罗修等谋举兵占据荆州。罗氏是襄阳大族，与习氏家族联姻，习凿齿母亲就来自罗氏。罗修举事不成后亡命襄阳，疑罗修也出身于襄阳罗氏家族。刘裕后代晋建立宋朝，襄阳习氏家族在南朝之后少见于史籍，不知是否与晋末的社会变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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