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受日本刺激，急于求变光绪一天一道命令：只设计无操作终无果
1898年，以伊藤博文为总理的日本内阁被推翻，无官一身轻的他开始周游中国，一方面出于无聊，一方面为日本寻找可乘之机。先后拜访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全面掌握中国实力派政治人物的倾向。此次游历正值北京形势波云诡谲，戊戌变法如火如荼展开，戊戌政变维新人士惨遭杀害追捕，103天，政局突变，不仅中国官员感慨万千，就在这个外国人看来，也是不胜唏嘘。
伊藤告诉李鸿章：“治弱国如修坏室”。在伊藤博文看来，中国的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如“三五喜事之徒”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就会压垮这房子。李鸿章对此十分赞同，他说：“侯言良是。”在李鸿章看来，“三五喜事之徒”之所以能折腾，正是甲午战后日本过分刺激。“三五喜事之徒”的折腾，如此考语，代表了相当大一群旁观了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外国人的普遍观感。
他返回日本后，于12月10日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主题为《远东的形势与日本的财政》，在谈到中国之行时，他指出两个论点：一是中国改革必须要有“非常英迈”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保障，二是中国改革绝对不可以急。
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到9月21日变法被强行喊停，总共103天的变法时间内，中央所发出的变法诏令，根据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列表统计，居然超过了110道。如此密集的文件发放本身，恰恰体现了这场“改革”的儿戏特征——只有“设计”，难以“操作”。
戊戌变法后杭州第一女学堂
一是数量太多。即便在如今的信息时代，即便在一个规模中等的公司，倘或一天发一份改革文件，如何传达到位也是难题；更何况，在115年前的通讯条件下、在幅员如此辽阔国家，在运行效率极为低下的官僚体制内，如此高密度的“改革”文件，传送尚且困难，遑论执行落实。
二是涵盖太宽。这些“改革”诏令，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方面面，眉毛胡子一把抓，毫无轻重缓急之别。
三是缺乏细则。这批雪片般的“改革”诏令中，绝大多数都是泛泛而言，只谈原则和大道理，只有空泛的目标设定，却无具体的实施细则或配套措施等。光绪皇帝和他身边的幕僚，似乎并不在意如何操作、如何落实、如何形成实效。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团队“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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