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罗荣桓元帅临终究竟留下了什么遗言
罗荣桓元帅经常告诫家人，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身份变了，要求额外的照顾和特殊的享受，搞特殊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罗荣桓远在湖南老家的女儿给他写信，字里行间流露出爸爸当了大官、一家人可以进京享享福的想法。罗荣桓提笔回信：“你爸爸20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一无私有。你弟妹们的上学是由国家直接供给不要我负担，我亦无法负担。因此陈卓（女婿）等来此，也只能帮其进入学校，不能对我有其它依靠。”罗荣桓的信件对女儿的思想震动很大，也影响了她的一生。
罗荣桓夫妇
罗荣桓常常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来教育子女，教育他们作为干部子女不能搞任何特殊化。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在哈尔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
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就跟他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 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但没过两天，罗荣桓一家却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罗荣桓还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战争年代的罗荣桓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弥留之际嘱咐爱人：“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还交代子女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罗荣桓一生清苦，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工作。 这不仅是他给予子女的精神财富，更是他给予全党的精神财富。
抗战风云录：山东抗日为何需要元帅亲自动员
《湘潮》发表文章《罗荣桓政治工作那些事儿》，文中记述罗荣桓从秋收起义担任党代表起，就与党的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总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等我军政治工作的各级领导岗位便一直伴随着他光辉的一生。罗荣桓从事政工时间之长、经历政工岗位之多、开创政工方法之新为人称道。他在政工方面的一些鲜活故事也被广为传颂。现对该文摘编如下：
1939年3月，罗荣桓、陈光率八路军一一五师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山东，与山东抗日武装并肩作战，继樊坝、梁山战斗之后，又在抱犊崮、峨山、阎王鼻子山、文王峪、石河等地多次与日军交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对那些一贯为害群众的地方伪顽势力，如孔庄的杜若堂、白彦的孙鹤龄、天宝山的连德三之流，也给予了严厉的惩罚。
但是，主力部队屡经战斗，减员很大，补充兵员、壮大主力部队就成为当务之急。但要补充兵力，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鲁西、鲁南地区日伪顽匪势力强大，对群众实行血腥屠杀，老百姓对他们心有余悸，害怕家里有人参军会遭到报复。
大家都感到补充兵力压力大，罗荣桓也是急在心里。10月的一天，在大炉村万家大院里，罗荣桓召集地方和部队干部开会。40多双眼睛焦急地看着他，希望他有锦囊妙计。罗荣桓道起了开场白：“当前，鲁南斗争的局面刚打开，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党的基层组织也残缺不全，地方一时是拿不出兵员来的，怎么办？硬要嘛，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会场上响起一阵短促的耳语声，然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盼着他说下去。罗荣桓沉着地说：“要让群众来参军，我们必须过得硬。一要作风过得硬，对群众要秋毫不犯，消除群众对我们的误解；二要打仗过得硬，要打出我们的气势和声威，让群众认为我们能打仗，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三要组织过得硬，要在地方建立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达到了三个过硬，兵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会后，罗荣桓从主力部队中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团，分赴滕北、邹东、费南、费北四县边界一带农村，深入群众、开展工作。罗荣桓亲自带队到费南临郯发动群众。
罗荣桓率领的工作团帮群众打扫卫生、挑水、劈柴、理发、看病、割麦。同时，工作团走村串户，张贴标语，与群众拉家常，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八路军的政策，平静的村子里顿时热闹起来。
当群众听说罗荣桓是一一五师政委，也与工作团成员一样风餐露宿时，不禁感动万分，他们连声赞道：“八路军的领导与日军、伪军的头头那真是天壤之别呀！”自此，各种关于八路军的谣言不攻自破，农民到处请部队到村里开展工作。
八路军靠过硬的作风和能力，赢得了群众，补充兵员的条件水到渠成。临（沂）郯（城）苍（山）平原沸腾了，出现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兄带弟，儿别娘，父送子，妻送郎，前呼后拥上战场”的可喜局面。仅费南山区，就有近千名青壮年报名参军。新兵员源源不断地补充，确保了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生生不息。
得知中央准备授予元帅军衔后，被毛泽东称赞“是个老实人”的罗荣桓深感不安，他再次表现了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较晚，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罗荣桓的请求无疑是诚心诚意的，但他的授衔与否，显然已不是个人的荣誉与待遇问题，而是代表了秋收起义以及全军的政工队伍，因此这一请求也就未被毛泽东批准。
粟裕(资料图)
北京碧波荡漾的什刹海旁边，有一个被分隔开来的普通四合院，院里住着两户人家，前面的男主人是罗荣桓，后院则是粟裕。
两家比邻而居，和睦相处。两位男主人辞世后，家人依然平静地住在此处，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
这当然不是普通的人家，也不是房管部门随意的安排。罗荣桓搬进来的时候，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粟裕住过来的时候，则是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不久又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参谋长。
这两个湖南老乡，一文一武，虽很少一起共事，打天下的时期，“红军队里每相违”，大多分处不同的战略区，并不很相知，却因后半生做了远亲不如的近邻，成为人生难得的有缘人。
其实，两人有缘的还远不只半辈子邻居，他们的经历与资历也大体相当，可谓半斤八两，难分伯仲。
粟裕1907年8月生于湘西的会同，罗荣桓则于1902年11月生于湖南东南部的衡东，一东一西，远隔千里，两人相差五岁。
一般而言，年龄稍大，往往意味着更容易积累资历，但对粟裕来说，罗荣桓似乎是个例外。
1923年，二十一岁的罗荣桓开始了“造反”经历，在长沙参加反日、抵制日货活动。
这年，粟裕十六岁，刚念高等小学，可谓“乳臭未干”，却也“人小鬼大”，在会同参加罢课，抗议军阀欺压老百姓(603883,股吧)。
此后两年，罗荣桓与粟裕分别在青岛大学、常德二师念书，不过圣贤书倒没读进去多少，大部分时间在搞第二职业：参加学潮，反帝爱国。
1926年，罗荣桓收拾好行李，走出了校园，但“毕业即失业”，只得回到老家衡东，当了一个愁闷的待业青年。官逼民反，他很快参加了农民运动，和农民兄弟们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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