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密史：胡耀邦在中央最反感官老爷做派
高勇说，凡是读过胡耀邦的文章和听过他讲话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没有空话、套话，而且语言生动，观点鲜明，旁征博引，分析透彻，文情并茂，入情入理，总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巨大的鼓舞。胡耀邦的文章大多是自己动手。“他最反对那种‘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的官老爷作风”。
作为秘书，高勇这时的任务就是抄清，“通常是他一边写，我一边为他抄清，写一页抄一页。抄清了他又改，然后我再抄，他再改，有时连我们都弄不清是第几稿了。”高勇说，正是因为如此，胡耀邦讲话从来没有出现过“秘书写错了，首长也念错”的那种笑话。而且，就算是别人把他的讲话抄错了或者打印错了，他也能一眼看出来。因而，高勇对曾经发生过的一件拿错稿子的往事记忆尤为深刻。
那是在1960年5月4日，首都青年和各界群众5万多人在故宫太和殿的大院里隆重集会，支持土耳其人民爱国主义斗争，中央决定由胡耀邦在此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接到中央文件通知是在5月1日，胡耀邦立即着手起草讲话稿，时间相当紧迫。经过一天一夜的突击，打印出了讲话初稿。5月3日上午，胡耀邦带着另一位秘书李彦去向当时分管青年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请示。刘澜涛看了讲稿，提出了修改意见，要求重新再写一稿。胡耀邦回来后立即动手改写，他写一段，高勇抄一段，打字员打一段，这样一直不停地写、抄、打字，谁也说不清写了几稿，几个人从5月3日一直奋战到4日凌晨1点。因为4日上午9点开大会，这时秘书们都劝胡耀邦先去睡觉，他们继续抄清打印，直到4日凌晨4点工作完毕才去睡觉。
谁也没想到精心准备的讲稿还是出了问题。8点20分，高勇、李彦、李汉平3名秘书随胡耀邦一起出发去参加大会。在车上，胡耀邦要看讲稿，高勇递上一份。他看着看着“嗯”了一声，接着说：“这里漏了一段嘛！”高勇和李彦顿时紧张起来。李彦也赶快拿了一份查看，之后说：“没有错，没有漏。”胡耀邦说：“明明漏了一段嘛，怎么说没有漏？”李彦坚持说：“说没漏就是没漏，您爱信不信。”高勇因为缺觉当时头昏昏沉沉的，也说不清漏了还是没漏，所以没吭声。这时胡耀邦问高勇：“带底稿没有？”“没有。”高勇说。
“我压根也没想到带底稿，因为几个人校对的，谁会想到出错呢！”高勇后来回忆说。当时，汽车就要到故宫了。高勇提议先送他们去会场，自己马上回去取底稿。他急急忙忙地赶回去拿底稿一对照，果然是漏了一大段约300字。当高勇取了底稿回到会场时，已经到了预定开会时间。不等胡耀邦开口，高勇赶紧承认确实是漏了一段。当时，彭真也在一旁，那天他是代表中央最高领导人参加大会的。胡耀邦着急地对彭真说：“你看嘛，他们把我的讲话稿子打印时打漏了一大段。”又面向高勇问：“怎么办呢？”高勇说：“把漏的这段我给您补抄到您这份讲稿上，但主席台上的稿子和给记者的稿子都来不及改了，只能告诉记者报道时以您的讲稿为准。”胡耀邦表示同意，也只能这样了。彭真关心地说了一句：“不要着急，晚一点开会。”旁边还有一两位领导同志也随着说了一句：“别着急，推迟一点时间开会没关系。”这才使胡耀邦平静下来。
由于这个差错的发生，大会推迟了20分钟。这件事给了大家一个教训。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第一次会见，奠定了两人一生的珍贵友情。1962年，周恩来通过种种关系，设法为被秘密幽禁在台湾的张学良送去“16字密信”。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以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许多和张学良一起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旧部和中共重要人士，特别是张学铭和张学思对张学良的怀念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席间哭声一片。
周恩来总理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回想起张学良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大概是写于1946年春天。当时，张学良手书的密信是由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之命前往息烽监狱探访张学良时，避开戴笠耳目捎出来的。周恩来决定亲笔给张学良再写一封信。这个送信人，最终选定朱湄筠女士。
张学良与蒋介石
朱湄筠是朱启钤老先生（前北洋政府高官）的第5位女公子，即著名的“朱五”小姐，在香港定居。她是朱光沐的夫人，朱光沐原是张学良贴身亲信，当时已病故。朱湄筠获悉周恩来有与张学良通信的念想后，答应亲自前往台湾转交密信。周恩来这才动笔写了一封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件——在雪白信笺上，用毛笔写下16个饱含深意的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在这封既无收信人名号，也没有收信地址的信上，周恩来鉴于当时台湾当局对张学良严加监禁的情势，本人也没署名。
张学良与蒋介石
周恩来还决定张学铭和张学思也可给大哥各写信一封。朱湄筠接到这3封信后，小心密封在一只精致糖果盒的底层，然后申请赴台探亲，并于1962年4月得以入台。到台北后她发现，张学良身边至少有一个连的便衣担任“保护”。如果去面见张学良，必须要得到台湾当局的批准才可放行。
周恩来与尼克松换盏
朱湄筠决定在台北住下来，等待时机。一直到当年10月10日的一次公开活动后，朱湄筠才通过从前在天津结识的黄仁霖（张学良至友），把她从香港带至台北的一盒糖果转交给当时住在董显光（张学良的基督老师）家里的张学良夫妇。黄仁霖不知其中玄机，便送到了董家。至此，这3封信才辗转送到张学良手里。关于16字密信，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张学良，生前都未曾向外界透露过。后来，《张学良遗稿》披露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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