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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汪精卫竟沦为日本傀儡

发布时间:2015-12-31 栏目:专题 投稿:激动的樱桃

高宗武的秘密之行

7月22日下午17点,汪精卫在武汉的寓所里,见到了匆匆而来的周佛海周佛海是专为高宗武一事与汪精卫商量对策的。急于开展“和平运动”的汪精卫周佛海,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机会,要他直接去东京,探听日本政府对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6月23日晚九十点钟,正在香港高宗武与周隆庠化装成日本人,他们先坐出租汽车到达日本总领事馆,然后换乘领事馆汽车,由领事馆派专人护送上一艘日本轮船,以此避开海关检查,顺利离开香港前往日本。(高宗武,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隆庠是亚洲司日苏科科长。)

汪精卫

早在1938年2月份,经蒋介石批准,高宗武与周隆庠就到达香港,设立了一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情报机构,对外则称“宗记洋行”。在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长董道宁到上海,暗中与日方人士联络。这一年4月3日,高宗武返回武汉后即向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报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况”然后由周佛海报告汪精卫。4月14日,高宗武负“秘密使命”再次飞往香港。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汪精卫周佛海报告日本交涉的情况。蒋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继续探听日本情况。

汪精卫与夫人

与以往几次的秘密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属擅自赴日,蒋介石并不知情。因为不经过蒋介石高宗武有些犹豫。而周佛海高宗武表示,等他乘上去日本的轮船后,他会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由他负责。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后,由此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敢回汉口。直到7月22日下午,周隆庠才拿着高宗武的报告到达汉口,周佛海看到报告后,立即找陶希圣到寓所,决定先将报告送至汪精卫,商谈对策。

这一年1月16日,日本曾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际上透露了日方谋求“合作”的新政权的战略意图。

汪精卫蒋介石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后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但迄今未见当时的记录公布,不过据当时传出的消息和当事人事后回忆他们之间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中国参加防共协定和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第二,决定要汪精卫“出马”。据影佐祯昭自传中回忆,这一点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高说,“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汪精卫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便急着见汪精卫,是因高宗武的报告中写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周佛海担心这句话会引起蒋介石不快,所以先来征求汪精卫意见。可汪精卫看过后却并没有像周佛海那样紧张,反而安慰周“没有关系”。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7月22日当天,高宗武的报告连同他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通过机要秘书陈布雷,送交至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并不知道汪精卫此前其实已看过这份报告,邀其与张群在三天之后共同商讨。

蒋、汪此时的身份分别是国民党的第一、二号人物,直到此时,他们仍站在抗日的同一阵营。“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曾情绪激昂地说:“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如果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

汪精卫

但中国军队一个接一个的失利使他渐渐产生了极度悲观与失望情绪。李宗仁回忆,1937年10月,他去拜访汪精卫时,汪曾一再问他:“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据当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汪精卫身边,与他持相似观点的一批人渐渐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包括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周佛海原是蒋介石亲信,因这层关系,与汪精卫有很深的矛盾。然而通过长时间交谈,他们发现了彼此在对待中共及日本问题上的共同点,慢慢密切起来。周佛海回忆说,“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无形中就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

汪精卫演讲

两国交战,历来有主战派有主和派,那时汪精卫提出“谈和”,“并不等于他投降、做汉奸,也不等于说汪那时已离开抗战阵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美真说。而在当时全国各界抗日气氛高昂,国民政府内也以主战派为主流,汪精卫只能将此意见私下向蒋介石提出,蒋没有断然拒绝,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进行的会谈也在秘密进行中。

但是7月22日蒋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由于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蒋见信后,“怒气满面”,表示今后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高的活动经费。但周佛海却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汪精卫通过高宗武的日本之行开启了与日本“谈和”的大门,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却自此彻底放弃了“和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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