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历史细节：图说失败殖民的四百年历史记录
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弱势统治与英国对香港的治理相差甚远，影响延续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日港澳两地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态。
2014年7月，澳门回归15周年前夕，一出名为《镜海魂》的京剧在南京紫金大戏院首演。大陆的中央媒体和港澳两地的亲北京报纸，竞相对此进行了报道。
这出京剧对历史上的一桩真实故事进行了演绎。故事原本很简单，葡萄牙驻澳门总督亚马喇为了修建一条马路，掘毁了马路所经之处当地农民的祖坟，年轻的农民沈志亮与他的几位伙伴共谋，埋伏在亚马喇骑马出行的路上，将他刺杀。
亚马喇上校在葡萄牙人心目中是位传奇英雄。在此前葡萄牙开拓巴西殖民地的战争中，他被大炮击中，在不用麻醉的情况下截肢而失去右臂，截肢后，亚马喇将其右臂掷开，并高呼“葡萄牙万岁”，因此被葡人称作“独臂将军”。
1846年，亚马喇从里斯本赴澳门任总督。此时，关闸以北的庞大帝国已在鸦片战争中暴露了虚弱的一面。在任期间，个性强悍的总督力主对华强硬，不仅停止向清政府缴纳地租，用武力强行赶走了中国驻澳的官方机构，还向当地华人居民征税。为扩张地界，亚马喇决定修筑一条通往关闸的马路，因此下令迁移华人坟场。正是这一举动，激怒了农民沈志亮和他的伙伴。
行刺得手之后，刺客将总督的头颅和唯一的手臂斩下，置于村中祠堂祭祖。
刺杀事件使得葡国与清廷的关系出现了空前紧张。清军“以防西洋为变”，增强了在澳门周边的军事部署。3天之后，葡军少尉美士基打自告奋勇，率36名士兵出击，攻击关闸以北的清军。彼时，中方阵地上的清军多达四百余人，战斗却以葡军的压倒性胜利告终，清军阵亡百余人，伤者不计，而葡人仅1人受伤。事件之后，葡人在澳门的势力范围向北延伸至关闸。
清廷慑于葡国压力，将自首的沈志亮处死。他被葬在紧临澳门的前山镇，当地人立“义勇沈公之墓”碑以作纪念。亚马喇和美士基打则被葡人以“英雄”目之。澳葡政府在1940年分别为两人竖立铜像以纪念之。
一个跋扈的殖民地总督，一个热血的反抗者，这样的故事无疑符合了民族主义的审美，却很难作为澳门400多年历史的恰当注脚。强势的总督并非常态，美士基打的胜绩也只不过是帝国虚弱时期，一个短暂而特殊的例外。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土壤科学家和地理学教授robert larimore pendleton镜头下的澳门。国民党政府与葡萄牙政府订立《友好通商条约》后,从1930年代初期开始,澳门就进入发展较快、较为繁荣的新时期,澳门博彩业的专利经营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实施。
开埠于1553年的澳门，从葡萄牙人踏上小岛第一天起，就有着与世界上其他任何殖民地所不同的政治生态。
回顾澳门400多年的历史，大部分时段里驻澳的葡萄牙人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逆来顺受，无论这个国家被掌控于朱明、满清、国民党，还是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世纪60年代，葡萄牙外交部长诺格拉的一句话，将葡人在澳门的弱势统治表露无遗，他说：“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成为过澳门的主人。我们一直得以生存，全赖中国方面的良好意愿。”
1950年代初的澳门景象,街头稀落的行人与路边人家简单的饭菜无不显示出这是一个经济衰退的年代。由于当时美国操纵联合国对华禁运,也对香港与澳门进行贸易管制,导致不少澳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皇帝权威下的“畏法良夷”
鸦片战争爆发前一年的1838年，林则徐在广州厉行禁烟，英国烟商纷纷潜入澳门，鸦片贩卖活动也随之转移至澳门。林则徐为断其源头，决定巡视澳门。据学者吴志良所著的《澳门政治制度史》所述，钦差大臣“在澳门获得了热烈而隆重的接待……澳门葡人一如既往，恭顺听命。”
尽管鸦片贸易在当时仍是澳门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葡人屈服于林则徐的意志，将所存鸦片呈缴，葡人的议事会还通过决议，要求居民不得贩卖、吸食鸦片。故在林则徐眼中，葡人属于“畏法良夷”，与不合作的“奸夷”英国烟商大有不同。
葡人的恭顺由来已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澳门本非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葡人来到澳门，并非出自葡萄牙王室的命令，而是葡国水手和商人的自发行为，他们通过向广东地方政府行贿或缴纳地租，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在强势的亚马喇总督用武力封闭中国驻澳门海关之前，中国政府在此收了近三百年的进出口税。
澳门市政厅在1837年呈送印葡总督萨博索男爵的一份《备忘录》中，明白地指出：“本居留地并非葡萄牙征服所得，而是中国人对葡萄牙商人不断让步，允许他们在这里居住的结果，并且，君主与君主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事先亦未达成什么协议或契约。”
澳门开埠之初的二十几年里，葡国并未向澳门派遣官员，澳门的治理由葡国商人组成的议事会操持，俨然一个天朝土地上的希腊城邦。葡人内部虽实行自治，但仍服从中国法律，接受明朝官员的管辖。吴志良在其著作中指出，澳门“与葡萄牙其他封地和城市有本质的不同——不是向葡萄牙国王纳税，而是向中国地方政府交租。”
“澳门的葡萄牙人对中国皇帝的封官赐爵不仅欣然默认，而且乐于接受。此时，这个殖民地在中国的保护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保障，在以后的许多年内，它一直享有这种防止外来侵略的保护。”澳门史专家张天泽在其专著中写道。
粮食是另外一个制约因素，澳门缺乏农业基础，因此商业贸易是保障其独立生存能力的前提，而这一前提操纵在中国政府手里。
葡属印度官方编年史家菩卡罗在1635年写道：“我们与中国皇帝的和平完全由他随心所欲，因为澳门离印度这么遥远，且中国人多势众，绝非葡人可比。无论我们丑闻再多，也绝不能有决裂的念头，因为他们仅需断绝粮草供应，便足以毁灭我们的城市，原因是再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获得所需的粮食。”
对中华帝国高度依存的现实，从澳门开埠的那天起一直延续至今，葡人一切以商贸利益为重，对中国官员多采取妥协、顺从的态度，并且利用一切机会积极传递善意。
明朝嘉靖年间，戍守广东柘林澳的水兵因缺饷兵变，驾船攻击省城广州，朝野震动。在澳葡人经过讨论和投票之后，决定主动请缨，协助平叛。广东政府为此免去了澳门一年商税。
当明王朝受到崛起的满清和李自成威胁之时，居澳葡人亦通过资金捐助、铸造枪炮等方式，增强明军的战斗力。南明时期，葡人甚至还组成了一支300人的军队，以期协助永历皇帝对抗南下的清军，不过最终未能成行。
1650年之后，广东被满清征服。葡人忐忑不安，幸而以汤若望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北京与清廷关系良好，经他们的大力游说，以及葡人不惜血本的行贿，澳门得到了宽待，既往不咎。藩王耿继茂在给居澳葡人的信函中，承诺给予他们类似前朝的待遇。这让澳门议事会受宠若惊，立即派遣使者前往广州，向藩王跪地谢恩。
葡国历史学家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在其澳门史专著中指出了葡人长期妥协的原因，“所有基于理性和正义的理由都是空谈，因为葡人处于一个可怕的两难局面：或让步或饿死。”
成也垄断，败也垄断
鸦片战争之后，清军面对列强的屡战屡败，使得葡人突然意识到，当下的世界已大不相同，“澳门所在地区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英国人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霸主”，清廷连自己的国民都无法保护，遑论为澳门提供帮助。
鸦片战争让葡人看到了清王朝虚弱的真相，但《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和香港的割让，也让葡人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
自开埠以来，澳门的繁荣与衰落便与大陆的王朝际运息息相关。澳门早期的繁荣，并非因为葡人有着特别的贸易与治理能力，而是得益于其在中国海禁的大背景下对贸易的独家垄断。正如康熙时代两广总督杨琳向葡人传达的谕旨：“南洋不许中国人行走，你们原是外国人，皇上恩典，任凭你们行走生理就是。”
因此，明清时期的澳门有一显著特点，其经济起落与海禁张弛关联密切。海禁愈严，则葡人获利愈丰，而一旦海禁松弛，澳门的经济就面临衰退。
长久的垄断地位使得澳门葡人并不热衷于改善自身条件以面对新的挑战，以至于久久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自由贸易和竞争。随着英国在海外势力的迅速扩张，澳门的垄断地位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据吴志良所述，“在形势比人差的情况下，生计无着落的葡人只好为英商担任翻译，给英船提供引水，赚取微利生活。”
不可避免的经济困境，使得葡人热切希望取得与香港的相同待遇。但在此时，葡人仍执著地相信，三个世纪以来他们的恭顺姿态，以及对中国官员有求必应的示好行为，会让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网开一面。
在《南京条约》签署之后一年，葡人便迫不及待地向清廷恳请谈判澳门的地位。但他们的大部分政治要求都被拒绝了，这令葡人倍感失落，他们意识到，在列强环伺的新时代里，葡萄牙被抛在了后面——英国人仅仅花了三年时间，就用武力获取了葡萄牙在过去三个世纪里，穷尽贿赂和妥协却始终无法企及的地位。
葡人最终下定决心把中国抛在一边，单方面地推动澳门的殖民地化。1845年，葡萄牙女王宣布澳门为葡萄牙的自由港，任何国家的船只向澳门输入货物均获豁免关税。长达三个世纪的“友谊”就此被抛弃了。利用清廷战败后的虚弱，葡人在事实上已全面占据澳门，但直到1887年，澳门的法律地位才经《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得以确认，葡萄牙得以“永居管理澳门”。
若严格论之，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澳门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
早在1944年，国民政府就曾考虑过收回澳门的问题，彼时广东省主席李汉魂曾建议，在华南发动对日军反攻之时，借口镇压变乱和追击敌伪，趁机进攻澳门，造成既定事实，然后再以外交手段与葡人交涉。1945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亦曾电令李汉魂：“（一）日军退入澳门即占领之；（二）搜集澳门政府接济日军情报以为占领之依据。”
未料7个月后，战争以日本的突然投降而结束，期待中的华南反攻或日军退入澳门的情况均未出现。
日本投降之际，广东中山地区的原伪军大队长等人，通过中统地下人员，表示愿以所部伪军进攻澳门，然后请中央政府以保护侨民和维护治安之名，派军进驻澳门。国民政府外交部因担心动武之后，“葡以英国为后盾，决难拱手相让，必指控我于联合国机构”，故而未允。
利用伪军进占澳门的计划被否决之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到达广州受降接收。由于彼时日本归还台湾、澎湖，法国归还广州湾，国内要求收回澳门的呼声日高，其中以广东省军民热情最烈。张发奎的部属中亦有不少人主张武装占领澳门，并坚信“只要一个师即可占领香港，一个营即可占领澳门”。
此后，国民党澳门支部在澳门境内积极发动集会、游行，广东中山各界也以支援澳胞为名，组织请愿团赴澳活动，引起了居澳葡人的恐慌。澳葡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限制内地人民进入澳门，并禁止一切集会宣传。
对此，广州行营决定进一步扩大事态，以期乘机武装收回澳门。张发奎命令驻中山的第64军159师师长刘绍武派出该师的陈庆斌团，率同师炮兵一营，进驻边境，对澳门实施封锁，禁止一切商品出口，包括澳门每日依赖中国方面供给的各类食物。完成封锁的次日，张惠长、刘绍武一同到边境及拱北关闸附近巡视，张惠长对一些被阻在拱北关前想到澳门的人说：“等收回澳门以后再去吧，现在忙什么？”
根据学者左双文的研究，在封锁边境禁止百姓进入澳门的同时，中国军人出入港澳却颇为自如，口口声声说“我们不是进入外国地区，而是在自己家乡的走动。”广州行营当时对港澳采取了“寻求机会，制造借口，纵容部属，扩大事态”的方针。
时任广州行营参谋处少将处长的李汉冲在其回忆材料中写道，“刘绍武当时异常兴奋，以为可以从此一举成名”，甚至亲自到前山指挥部，将炮口瞄准澳门要地松山。“不断派出武装官兵进入澳门市区作示威行动，频频催促行营下达攻击命令。”
“他还想派人在澳门秘密打死几个乞丐，制造澳门政府屠杀我国人民的事实，以为武装进入澳门的借口。”
在中国军队的封锁和威胁之下，澳门人心惶惶，土生葡人纷纷乘船避居香港，华人则进入内地避难。澳门食物价格飞涨，其中米价上涨一倍，蔬菜价格上涨三四倍，工业品如布匹等价格却大跌，市面萧条。
澳葡政府只得请求英国政府出面向南京政府求情，同时致函广州行营，保证将所有在澳日本人驱逐出境，交由粤方处理，引渡在澳的汉奸战犯；并允许中国方面一切党团公开活动，给予集会游行绝对自由。
由于顾虑英葡之间的关系，收回澳门可能在香港问题上刺激英国，国民党政府面对各界要求收回澳门的呼声，最终答复：“目前国际形势下，此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俟时机成熟，再提出交涉收回。”
此后，随着国共内战愈发胶着，收回澳门一事自然无限期搁置了。
但是葡方对澳门的中国人结社、集会等政治自由的承诺，却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澳门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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