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满清朝野鼓吹所谓东征：只为教训日本
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清王朝一直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长期存在的对日文化优势，蒙蔽了清王朝官僚、知识分子的眼睛，对于日本露出来的不轨野心，清朝朝野弥漫的是“好好教训一下日本”的声音。虽然当时一些人已经摸到了清王朝衰弱腐败的脉搏，但是几乎没有人预测到，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输得会如此狼狈。本文选取了甲午海战前清朝在内政外交上的一些事件，看清王朝如何在骄傲自大心态的驱使下，在军事外交上接连留下败笔，并被蓄谋已久的日本借机抓住了把柄。
傲慢看待新生日本
鸦片战争之后，虽然一些开明的官僚士大夫开始认真审视世界，然而他们注视的重点是西方列强，并不是日本。历史上一直以来的文明高位，滋养了中国人的中华文化优越感，一般中国士大夫把日本称之为“蕞尔三岛”的“东夷小国”，这种傲慢的态度造成了对日本的了解不够。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这么重大的事件，并没有引起中国朝野的关注，知晓者则心怀蔑视地批评这是一个朝令夕改、改变风俗、荒唐无稽的儿戏般的政治变革。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掠夺清王朝白银50万两，暴露了侵略野心，但是却没有引起清政府高度的警惕。当时，有很多出版物，如《日本杂记》讽刺日本是“东头西脚，西脚东头，不成东西”。甚至有人大肆鼓吹征日论，帮助日本恢复幕藩体制。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对此评论道：“当时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前途似乎毫不关心，它同列强和平共处，丝毫没有觉察到正在强大起来的日本。”施阿兰还继续评价李鸿章道：“他可能是唯一能够真正理解一个现代化国家需要和必要设备的中国人。他却宁可一直躺在骄傲自大上面，轻视可能存在的敌人，满足于幻想中的强大与丰富的资源。”
史料记载了一件小事，可以反映当时清朝的心态。1876年1月，年仅30岁的日本驻清国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途经天津，满身西式装束的他拜访了53岁的李鸿章。李鸿章说：“阁下赞赏模仿欧风，废弃旧来服制，犹如将自国的独立委身于欧洲的制度，岂不是遭人唾弃，羞耻之事？”森有礼答道：“对外来事物的取舍并无他人强迫，完全是我国人民自己喜好的事情，故没有丝毫羞耻之处，我国古来极力吸收和采用亚洲、欧美及其他各国的长处为己所用。”李鸿章自信地说道：“不过我国决然不会进行如此变革，只是不得不在武器、铁道、电信等机械方面，吸收西洋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正是那些国家最优秀之处。”
清朝不仅在思想上鄙视日本，在实际行动上也一直在寻找机会对日本“宣示国威”。这其中，“长崎事件”在清日关系史中极为敏感，堪称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导火线。1886年8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济远、威远等战舰组成的舰队，在朝鲜海域演习完毕后，受命于8月1日抵达长崎，名为维修战舰，实则宣示军威。8月13日，数名登岸购物休闲的清朝水兵在丸山游廓寄合町的贷座敷妓院楼内，和日本巡警发生斗殴。15日下午，约300名水兵上岸购物休闲，已经积怨的清朝水兵与日本巡警再次发生冲突，直至引发了200余名水兵与更多当地日本人、巡警之间的群殴。最后调查统计，日本巡警死亡2人，伤26人，北洋水师水兵死亡5人，伤44人。
长崎事件是清王朝宣示国威的意外插曲，事件最后以两国间互相赔偿了事。事件最终以双方的妥协而不是清廷的单方面退让收场，让一些人认为这是清廷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一次外交胜利。但是长崎事件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在日本当局挑动下，日本民间的反华、仇华、排华的情绪被煽动起来。日本民间升腾起一股“清国威胁论”，日本媒体形容北洋舰队的到来，堪比江户时期美国舰队的黑船来航。仅仅围绕定远舰，日本国内就出现过《不如归》、《不沉的定远》、《第二的元寇》等数部小说，宣扬勇敢的日本海军如何去击沉定远舰，连一些懵懂无知的儿童也玩起打定远、镇远的游戏。
1887年3月14日，日本天皇颁布敕令“立国之急在我海防，一日不可迟缓。”皇室专门拨款30万日圆作为海防捐款，半年之内从首相伊藤博文到各地贵族、富豪、大名，为海防捐款已达200万日圆，日本政府还发行超过了1700万日圆的海军公债。日本提速了1884年制定的海军建设十年计划，经过了8年发展，海军实力实际已经超过了北洋舰队。
此外，长崎事件中还产生另一个恶果——清朝的情报大门被打开。一个名叫吴大五郎的日本人在打斗现场，偶然拾到了一本北洋水师水兵丢失的小字典，小字典中的汉文字纵横两侧，标注了0-9不同的小数字。日本情报部门立刻判定这是清军电报用的汉字译电本，通过分析这些汉字与数字，初步掌握了破解清王朝密码的基本方法。为了彻底破解密码，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故意设圈套，提供给了清王朝驻日公使汪凤藻一份汉字书写的长度适中的政府文书。次日日本电信课就顺利截获了公使馆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报。时任电信课长的佐藤爱麿利用这一汉字内容完全知晓的电报，仔细研究，终于破获了清王朝公使馆的密码。
这一秘密仅仅为佐藤爱麿、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有限几个日本人知晓，直到伊藤博文被刺杀30年后，随着伊藤博文遗著《机密日清战争》出版，才在有限范围内公开此事。令人惊讶的是，对情报工作麻痹大意的清王朝，在此后的外交、军事事件中，甚至包括以后的和谈过程中，竟然没有更改密码，清王朝机密的军事外交信息长期被摆在劲敌眼皮底下。
为此，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政府秘密授予佐藤爱麿三等勋章和养老年金的特别奖赏，后来佐藤青云直上，曾经担任7年的日本驻美大使。
点燃战火的“金玉均暗杀事件”
甲午战争，除了中日两国外，朝鲜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朝鲜问题也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突破口。甲午战前，清王朝在朝鲜仍公开实施援朝抑日的政策，这其中“金玉均暗杀事件”，再一次被日本利用起来。
金玉均是朝鲜近代有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最为著名的身份是朝鲜开化党的领袖，与日本关系亲密，1882年至1884年间曾三度赴日本考察。1884年他领导开化党联合日本发动的甲申政变昙花一现，被清军镇压，不得不逃亡日本，成为朝鲜主政者闵妃等人的仇敌。1894年3月，闵妃派出的刺客洪钟宇，以重金诱使金玉均在上海与清王朝官员李经芳会晤，骗得金玉均来到上海。在上海美租界的日本旅馆内，洪钟宇破门而入，连开三枪枪杀了金玉均。
日本政府多次派人想引渡洪钟宇，运走金玉均尸体，但都被拒绝。清王朝一直支持朝鲜压制国内的亲日势力，为此特派军舰威靖号专程将洪钟宇本人以及金玉均遗体送回了朝鲜，朝鲜不仅在杨花津刑场将金玉均的尸体凌迟暴尸，还处理了金玉均家族。这一事件令日本朝野上下颜面无光，恼羞成怒，纷纷谴责日本政府的软弱。
5月20日，日本议员犬养毅等各界人士约2000人在东京浅草寺举行金玉均葬礼。葬礼上众人声称将金玉均遗体运回朝鲜是对日本极大侮辱。随后，“征清论”等宣传在日本媒体上被连日渲染，日本政府和民间在挑战清朝上逐渐形成一致。在日本，很多人也把“金玉均暗杀事件”与朝鲜东学党农民起义，共同视为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
1894年9月8日，正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罪名是腐败、通敌。在这篇《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中，张仲炘指控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向日本人出售大米和煤炭，李经方甚至与日本王室攀亲，还在日本开了一家洋行。张仲炘承认这些都是风闻，“始闻之而诧，继而不能无疑，如果属真，则自无怪乎纵容奸细、售买米煤之种种乖谬矣。”张仲炘说天津日本间谍案被破获后，还查出地雷炸药八箱，但李鸿章却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放间谍，并给银资行。这个间谍案后来在紫禁城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李鸿章的难言之隐
此后，石川到天津担任日本武官关文炳的助手，到蒙古、西安、洛阳等地刺探军情。在关文炳死后，他又配合其继任者井上敏夫，测量黄海的重要军港及航道的水文资料，为日后日军入侵提供了重要情报。在天津期间，石川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成功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又称刘树棻、刘五等)，获得大量第一手军事情报。
石川的暴露，牵涉到另一外交纠纷重庆号事件。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往返于天津和上海之间，高升号惨案发生不久，天津当地民众冒充清军搜查并痛殴了搭乘重庆号撤离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意外地搜获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获悉了潜伏日谍石川的动态。日本外交人员及侨民均在开战后撤离天津，只石川伍一及钟崎三郎两人受命潜伏，但因美国领事坚决反对其留在租界内，石川遂搬到刘棻家，而钟崎则转往关外，并在那里被捕。
石川在搬进刘棻家的次日(1894年8月4日)清晨，就被天津城守营拿获，当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即向李鸿章汇报此事。在初审中，石川口风很紧，不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而受托为日本国护侨的美国，则开始积极干预此案，婉转希望“如遇有日本人改装在内地作奸细者，即将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其作奸细之罪。”美国的逾情之请，被中国政府拒绝，总理衙门表示将根据国际公法，处决战时间谍。
石川被捕后第10天(8月13日)，上海法租界又破获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间谍案，两人随即被租界当局送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庇护。6天后(8月19日)，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在浙江被捕。此三案因美国插手而相互关联，其中最早且危害最大的石川一案，成为事件焦点，关联到另两案的处理思路。美国插手的三个案件，石川的情节并不复杂，却牵扯更深。除了中美关系外，还卷入了朝廷内部的倾轧。而李鸿章也确有难言之隐，因泄密的军械局，其总办正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
在沉默了12天后，李鸿章于8月15日向总理衙门正式报告石川一案，但称仍在审讯中。
至此，石川一案已经与前线军情、中美外交及中国内政瓜蔓相连，日本人也知道其已无生望。
不了了之的结局
石川伍一案件迅速引起光绪皇帝的亲自关注。8月28日，军机处转达谕旨，要求李鸿章彻查此案。次日，美国外交机构直接插手，其驻天津领事根据驻华公使田贝指令，发函李鸿章，要求将石川释放回日本，理由是“日本声称此人并非间谍”。
李鸿章命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与美方交涉。盛宣怀在发给美国领事的回函中，对美国的要求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严辞驳斥：“本道查《中日修好条规》载明，两国商民，均不准改换衣冠。是两国和好，尚然有此禁例。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家，四出窥探，其意何居?况日本领事出口之后，日本人之在中国口岸者，已由贵国兼理。该犯石川尽可安寓租界洋行，何以假冒华人，私至城内居住……至该犯被获之时，形迹可疑之处，不一而足，其为间谍无疑……石川一犯自应由中国官弁密访确情，彻底根究，未便遽行开释。”9月1日，光绪皇帝再度向李鸿章发出密谕，要求他“严行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
朝廷坚定了彻查此案的决心，天津的办案取得了明显进展。9月17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结案报告：“前获倭人石川伍一，饬县屡讯，供词狡展。须将奸细确证予以死罪，始无碍在倭华民。八月初四日(9月3日)，饬津海关道盛宣怀严密根究，传到崔姓等，曾在倭武员处服役。人证确凿，即提石川伍一，与已革书吏刘棻质讯，无可狡辩，始均供认：前驻津之倭海军武员井上敏夫等曾嘱石川伍一转托刘棻，私抄中国海军炮兵数清单，给过谢礼。宣战后，倭员回国，留探军情，改装华服，以七月初四日(8月4日)潜行至刘棻家藏匿，当日即被军械局会同官弁获住等语。严讯王大，并无知情同谋。初九日(9月8日)，奉电旨，复审石川伍一等，供均如前……石川伍一拟按公法，用枪毙击毙;刘棻即行正法”。
9月20日，石川伍一及刘棻在天津被处决，轰动全国，报章均有报道。《字林沪报》报道称观者如潮，行刑后“但闻一片声叫好不绝”。当日，李鸿章将该案所有案卷包括两人的供词等呈交总理衙门。10月8日及27日，美国干预的另两起日本间谍案的主犯，也分别在南京和杭州被处决。
在甲午战争期间被捕的所有日本间谍中，最先被处决的石川伍一是唯一执行枪决的，其余均被斩首，或许这与李鸿章希望给美国留点面子有关。但当时外界谣传石川伍一被处最残酷的凌迟，在华间谍首脑宗方小太郎日记中记载道：“被拘禁于天津之同志石川伍一于九月二十日在天津城西门外被处磔刑，军械局之刘某亦同时被斩首云。不堪痛恨惋惜之至!”与石川相关的高升号事件，折腾十年后以中国赔偿船费而告终;另一重庆号事件，由大沽炮台以二十一响礼炮的最隆重军礼向重庆号道歉而结束;美国国会则因政府在间谍案处理过程中对中国的“过分软弱”，而险些启动弹劾案。
至于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因此案借题发挥，在弹章上奏的次日，军机处便拿出了处理意见，除了需对张士珩涉嫌采办军械时以劣充好查证外，其余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张士珩最后以玩忽防务而被革职。
1936年2月25日夜晚，日本东京城飘起罕见的鹅毛大雪，整座城市陷入沉睡。然而，这种宁静在26日凌晨，被皇宫内外响起的枪声打破。由田清贞大尉等9名核心军官，带领的千余名官兵，发起政变，前往刺杀“天皇周围的坏人”。
在这起震惊中外的日本二.二六事件中，一位老人在三声枪响之后，倒在了血泊之中，为了表达敬意，所有刺杀他的凶手都向这位老人行“举枪礼”，礼毕离开。这一幕成为二.二六事件中特殊场景之一。然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位老人已经离世时，几天后他竟然奇迹般地从死亡线上走了回来，由此被誉为“不死的鬼贯”。他，就是日本第42代首相铃木贯太郎。
作为日本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军令部长、第42代内阁总理大臣等职务。然而，铃木贯太郎首次让中国人认识，却是因为甲午战争。
1894年中日爆发黄海海战，当时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定远号，与姊妹舰镇远号，是中国海军当时仅有的两艘铁甲舰。定远级军舰是清朝委托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制造，7000吨级，采用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铁甲堡”防御样式，主要武装为四门12吋口径的克虏伯主炮，是亚洲国家拥有的第一型主战军舰，一度被誉为亚洲第一巨舰。
山县有朋
早在甲午海战爆发前八年，日本通过“长崎事件”见识了清朝兵船“舰体、枪炮坚不可摧”的现状，受到了强大震撼，日本天皇下令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用于发展海军，并掀起了“海防献金运动”。一定要打败“定远”成为了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甚至当时日本小孩最流行的游戏，就是在街头玩捕捉定远、镇远。而这一年，铃木贯太郎正在海兵学校学习，也深受清朝海军强大实力的刺激。
1892年铃木贯太郎晋升海军大尉，不久参加甲午战争，而他证明自己的时刻，也终于等到了。
1895年2月，威海卫港内，退守在此的北洋水师正在做最后的拼搏。虽然日军当时已经占领了威海卫陆地炮台，并联合南北岸炮台与联合舰队对北洋水师进行猛烈轰击。但是提督丁汝昌带领全舰官兵，进行顽强英勇的反击，多次挫败敌军的进攻，同时制定积极御敌“船台相辅”的作战方案。他“派各蚊船分布东西口保守，并派鱼艇夜间巡哨，又于东西两口密布水雷”，在港口外架设防护栅栏，可谓铁桶阵般的防护，日本舰队统帅伊东派鱼雷艇多次入港夜袭，始终无法攻破。
2月4日夜，时任第三鱼雷艇队六号艇艇长的铃木贯太郎，冒死乘着一个巨浪翻过了防护栅栏，单枪匹马闯入北洋水师严密布防的威海卫港内。这时，他看到了那艘远东第一舰，一艘几年前震惊日本全国，几月前重创日本联合舰队的，亚洲第一铁甲舰——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随着铃木贯太郎的一声令下，一枚八四式鱼雷呼啸着冲向定远号，直接命中左舷。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使用鱼雷击沉主力舰，一时间，铃木贯太郎声名大噪，成为世界海军史上头号鱼雷专家。
2月10日，在中日海军炮战硝烟即将散尽的时候，管带刘步蟾下令炸毁遍体鳞伤的定远号，随后服毒自杀。镇远号与北洋舰队其它残余舰只，投降后被编入日本舰队。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直接导致了清朝政府丧失继续开战的意志，被迫与日本签订了近代中国最屈辱的条约《马关条约》。
除了铃木贯太郎，日本还有多达11位首相在甲午战争中留下战绩，用中国人的屈辱与鲜血成就他们的军功与勋章。
曾经担任日本第3代、第9代首相的山县有朋，以第一军司令身份在1894年参加甲午战争，击败清军占领平壤，率军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扬言要直捣北京，让清朝皇帝“面缚乞降”。
曾任第11任、13任、15任首相的桂太郎，甲午战争时为第三师团长，率部队在海城等战役中成功击破清朝主力，获得明治天皇通报嘉奖。
曾任第21任首相的加藤友三郎，当时是日本巡洋舰“吉野”号的炮术长。他在丰岛海战中随日舰突袭，并击沉中国运兵船。在黄海海战中，击沉北洋水师威名远播的邓世昌“致远”号。
臭名昭著《田中奏折》的炮制者，第26任首相田中义一，在甲午战争时任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参谋，参与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
此外，曾经担任日本第1、5、7、10任首相的伊藤博文，则参与了甲午战争中所有重大决策。还有日本第4任和第6任首相松方正义、第12任和第14任首相西园寺公望、第16任和第22任首相山本权兵卫、第18任首相寺内正毅、第19任首相原敬等，他们都是通过侵略中国走上了首相宝座。
1945年，亲眼见证了日本海军兴起、壮大与灭亡的铃木贯太郎出任首相，成为终结日本侵略战争的和平首相。但是历史不会忘却这些人，甲午的硝烟中也始终有着他们的身影。
战争改变历史，战争改变命运，战争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屠杀。
120年前的那场甲午战争，成就了日本12位首相。他们的功名，都建立在中国人的耻辱与白骨上。
慈禧挪军费为何成甲午战败的最大谣言？
在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因为各种原因，流传着各种谣言，比如，主炮晾衣服，邓世昌养狗、清朝实力不如日本等等。但是，最大的谣言莫过于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导致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前准备不足，装备落伍，以致造成甲午战争的失败。
其实，这个谣言来源于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书。梁启超在书中说，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这个说法，无疑与海军经费筹集的一般规律相差太远。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海军衙门除维持海军及年拨100万两充东北练饷外，要在光绪十四至二十年的6年中另外筹集军费3000万两白银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文章目的在于鼓动民众反对慈禧。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曾制造了许多谣言。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康有为逃到日本后不仅软禁了王照，还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
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就开始常驻颐和园。这说明颐和园已经初具规模。可是工程仍在继续，并开始筹备慈禧60寿诞庆典，海军衙门经费继续挪用于园工。据《洋务运动》一书记载，是年二月十六日奕匡片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260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八月二十五日，奕匡、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197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100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而且已经归还。
其实，就海军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1861至1888年，北洋水师从筹建到成军的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平均每年投入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至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平均每年投入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60万两。李鸿章却声称拿不出钱来。直到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107万两；德华银行存银44万两；怡和洋行存银近56万两；开平矿务局领存银近53万两；总计260万两。”拿不出钱来的海军和存款260万两白银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
据有关史料记载，直到甲午海战爆发前，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水师的装备应该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数量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等军舰的护甲厚达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也厚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厚重的装甲防护。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
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水师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我方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之间比例是209：141。因此，清政府认为自己的海军实力位居亚洲第一。也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清朝政府才毅然对日宣战的。
在丰岛和黄海两次海战中，北洋水师频繁出现炮弹击中日舰不炸的现象，而且弹药不足。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用150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炮弹，击中日舰速度最快的吉野号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其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炮弹的质量差，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在黄海海战中，吉野号又中弹不少，但终未遭到毁灭性打击。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穿甲弹。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
据《甲午中日陆战史》记载，北洋水师不仅舰炮发射的炮弹不炸，海岸炮台发射的炮弹也不爆炸。日方就曾说，清军旅顺口炮台发射的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这些现象表明，击中不炸，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发射的炮弹本身就是未装炸药的实心穿甲弹，只能穿透船体装甲，不可能爆炸；二是发射的穿甲爆破弹装药有问题，装填煤灰、土沙之类。这样的炮弹显然不适宜于与拥有速射炮的日舰激战，只适于平时演习打靶之用。
另据《甲午战争史》记载，一位细心的观察家曾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即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不是爆破弹。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12英寸口径钢铁弹3发和2发。那么，为什么北洋海军在战争爆发后，还把那么多不适合实战、只适于演习用的实心穿甲弹和装药不合格的穿甲爆破弹装载在军舰上？为什么不全部换上最具威力的开花弹呢？
而据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和禀后附文记载，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等7艘军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弹一项即达3431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水师360枚开花弹。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
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却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大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至于弹药中装填沙土、煤灰和大豆之类，影响炮弹爆炸，原因在于天津军械局的办事员被日军收买，充当了日军的间谍，故意破坏。
对于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失败的原因，英国海战史学家曾评价说：“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遭到惨败呢？”
甲午战争无疑是世界战争史上一场“泱泱大国”败给“弹丸岛国”的特例，虽不符合常规，但却真实地发生了。如果，把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诸如主炮晾衣服、邓世昌养狗、慈禧挪用军费等枝叶问题上去，势必看不清问题的实质，找不到甲午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李鸿章曾上奏清廷说：“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此语振聋发聩，令人深思。
其实，甲午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除了政治制度和朝廷官员的腐败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清政府对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思想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做好与日本一战的准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现在仍认不清日本右翼的实质，对安倍政府抱有幻想的话，不仅会危及当代，而且还会祸延子孙！
·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
·发动“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明治天皇睦仁。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甲午海战的激战现场。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甲午海战的激战现场。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甲午海战的激战现场。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撞击日本军舰吉野，决意与敌人同归于尽。管带邓世昌以下250多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甲午战争中，日军大肆屠杀中国的无辜百姓，令人发指，其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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