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灵之世，屡兴党狱 党锢之祸的介绍
宦官们对于公然反对他们的人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伺机进行报复。公元156年，宦官集团嗾使其党羽诬告清流派首要人物李膺等诽谤朝廷，兴起大狱。其主要罪名是“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党部；诽讪朝政，疑乱风俗”，共逮捕了李膺、陈寔等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这一次大逮捕震惊朝野，宦官们胜利了。后来经过外戚窦武（桓帝皇后之父）等人出面营救，认为李膺等人俱为“建忠抗节志存王室”之士，要求一律释放。桓帝迫于舆论，虽将这些“党人”赦归田里，但却禁锢终身不得仕进。
公元169年，宦官集团利用桓帝新死，牢牢控制尚未成年的灵帝，兴起了第二次党狱。他们诬告秉公执法的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遂以灵帝名义大肆逮捕党人，李膺、范滂等倶被捕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株连之广大大超过了第一次。
当以贤臣直士为代表的清流派与以宦官势力为代表的浊流派进行斗争之际，麇集在洛阳的太学生三万多人是支持清流派最直接的力量。公元172年，宦官们又兴起了一次将太学生作为打击对象的党锢之狱。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颎，捕系太学诸生千余人”，于是支持清流派的骨干力量几乎被一网打尽。接着灵帝又诏令将“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所以，这次党狱株连的范围更广，而受迫害最严重的则是太学生及“党人”门生，也就是许多尚未入仕的知识分子。
经过几次党狱的打击，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几乎全部遭难，而支撑东汉王朝统治基础的可靠力量也大大削弱了。幸免于难的正直之士由于接受了惨痛的教训，多闭口不谈政治；或者隐居山林，躬耕垄亩。东汉末年隐士之多，正说明政局的黑暗已经达到了极点，也反映了他们对国家前途已经丧失了信心。“独善其身”就成为他们遁世避祸的共同原则。在众多的隐士中，其中为诸葛亮所熟悉和敬重的人物，当首推隐居荆州襄阳岘山的庞德公。其志节情操及对汉室的忠诚，对青年时期的诸葛亮是有影响的。其次则是隐居荆州的名士司马徽，他虽然没有列名《后汉书•逸民传》，但从其思想志趣来看，也显然是一位不愿与腐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高洁之士。他的思想品德对诸葛亮也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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