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与曹魏政权关系探析
作为曹魏时期的重臣与晋王朝的缔造者，司马懿是断代史和各种专门史无法回避的人物。但关于司马懿的专题研究论文相当少，仅有数篇。前辈学者一般认为，司马懿代表了汉末以来儒家大族的利益，预谋篡位已久。高平陵政变后，则以传统儒学取代了曹操所代表的庶族名法派政治路线。史学界大多认为，司马懿的叛逆之心产生于魏明帝死后，但事实上，他的不臣之心从入仕之前就产生了。本文即就司马懿与曹魏政权的关系略加分析论述，期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在正史记载中，司马懿早年并不愿加入曹魏政权。司马懿在魏武帝时期的活动，《晋书》卷1《宣帝纪》只记寥寥数语：
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
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①
史学界对这段材料历来有争议。周一良先生在《曹氏司马氏斗争》一文中引宋人叶适《习学记言》卷29曰：“懿是时齿少名微，岂为异日雄豪之地，而操遽惮之至此？且言不屈节于曹氏，尤非其实。史臣及当时佞谀者意在夸其素美，而无词以述，亦可笑也。”谓“叶氏之言近是”，是对司马懿不愿入仕表示怀疑。②
汉建安六年（201），司马懿22岁。建安十三年（208）为丞相再辟司马懿时，其不过29岁。叶氏谓之“齿少名微”并不虚错。但需要指出的是，曹操两次辟举司马懿，并非因为其在当时享有高名，而是其的父兄与曹操关系密切。据《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早在熹平三年（174）任尚书右丞时，推荐20岁的孝廉曹操为洛阳北部尉。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自建安元年（196）起便应辟为曹操掾属，官至兖州刺史，是建安时期曹操集团的重要人物。故曹操辟举司马懿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报恩之意。
尽管这样，司马懿还是两次拒绝了曹操的辟书。这决不是偶然，而与曹操和司马懿两人的家世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处是：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③魏晋时期社会等级森严，同样作为统治阶级的士族与门第出身较低的寒族在社会地位上差距非常大。士族不与寒族通婚，甚至不相往来。二者的思想意识形态也有所差别：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大多伏膺儒教，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寒族则倾向于实践性、功利性强的名法思想。
曹操出身寒族，并且生在阉宦家庭，这就决定了他的崇尚与政策与士族大不相同。据史料记载，曹操性忌，“重豪强兼并之法”，④压制士族，且“细政苛惨，科防互设”；⑤对其下属“援属公事，往往加杖”，以至于使何夔做出“常畜毒药，誓死无辱”的极端行为。⑥曹操在政治上倾向于庶族地主，不让士族地主领兵。直到司马懿掌兵后，其子孙才藉此取得天下，士族才从此得以专政。⑦
司马懿家族河内司马氏是当地的望族，其家族成员世代为官。司马懿的先祖司马钧，东汉安帝时为征西将军。继司马钧之后，其子量为豫章太守，孙俊为颍川太守，重孙防为京兆尹。前文已经提到，司马防就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炎在他的一个诏书中说：“本诸生家，传礼来久。”⑧从司马懿的家世和司马炎的话来看，司马懿的出身无疑是属于从东汉时兴起的，以儒学礼法传家的、世代为宦的门阀地主。
司马懿兄弟八人，号称“八达”⑨，他排行第二。《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⑩儒家的道德观念可能是青年司马懿拒绝与曹操合作的思想基础。《三国志·魏志·胡昭传》注引《高士传》载：“初，晋宣帝为布衣时，与昭有旧。同郡周生等谋害帝，昭闻而步涉险，邀生于崤、渑之间，止生，生不肯。昭泣与结诚，生感其义，乃止。昭因与斫枣树共盟而别。”11胡昭是当时的著名隐士，曹操为司空、丞相时，多次对他礼辟，他都婉言谢绝，终生不仕。他比司马懿年长17岁，二人有如此至深的情谊，可谓忘年之交、生死之交。高平陵政变后的嘉平二年（250），司马懿已是实际上的皇帝时，仍未忘记自己年轻时候的朋友，对其加以“公车特征”，这是当时对隐士的最高礼遇。从司马懿与胡昭的关系，可以得知司马懿早期伏膺儒教的思想状况。
陈寅恪先生认为，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不同。河内司马氏是儒家的信徒，不仅对司马懿一生的思想信仰定了儒家的基调，而且将其视为潜伏在曹魏王朝内部达40年之久最终取而代之的儒家理想主义者。12然而司马懿并非汉代儒学大族，在司马懿之后的历史活动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儒者的形象。确切地说，从后来的历史活动来看，司马懿是一个与儒家道德背道而驰的人，堪称不忠不信、不仁不义的典型。
当时许多士大夫对汉魏禅代或多或少都经历了由不适应到适应的心理变化过程，以他们与汉、魏王朝关系的亲疏而程度不同。入仕不久，司马懿即迅速成为曹氏政权的积极拥护者。司马懿从入曹操丞相府后，在曹操身边整整12年，历任文学掾、东曹属、主簿、军司马，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如建安二十年（215）夺取汉中后对蜀作战、建安二十三年（218）军屯、建安二十四年（219）襄樊战役等。
无论司马懿最初是怎样不情愿地被迫入仕，到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逝世时，经过丞相府长达12年的幕僚生涯，进入不惑之年时，思想性格和政治立场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参与策划了汉魏禅代，20年后又发动政变摧毁了曹魏王朝。在辽东，将已经放下武器的7000名战俘全部杀死，原配张春华曾为了丈夫的安全而杀人灭口，年老珠黄后被他冷落。这样的司马懿似乎正是曹操“唯才是举”的对象，已经完全抛弃了儒家的道德标准。这与其当初“不欲屈节曹氏”判若两人。因此，他并非是一个儒家理想主义者。司马懿究竟为什么会在入仕前后思想性格和政治立场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不能否认的是司马懿本不愿加入曹氏集团，出身名门望族的他看不起出身“赘阉遗丑”的曹操。但曹操的几次威逼利诱，使司马懿最终妥协了。于是司马懿与当时许多宁死不仕的儒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与司马懿的性格的多变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司马懿的气质属于典型的“多血质”。此类型人的各种心理活动和外部动作都非常敏捷而又极易发生变易，感受性低而耐受性较高，情绪兴奋性高，善于表现，可塑性强。其活泼好动，不甘于寂寞；情绪和情感活动灵活多变，外部表露明显。他被迫入仕后，屡遭曹操猜忌：“魏武察帝有雄豪之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而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13这段史料一方面反映出青年司马懿在从政之初并不善于自我掩饰，外部表露明显；同时，他在得知被怀疑之后果断采取措施，免除杀身之祸，也得益于其敏捷善变的气质。
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种气质，司马懿才能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去。司马懿的性格也因此发生了重要变化，使勇敢果断的本性蒙上了胆怯谨慎的伪装色。史料记载他“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坚忍狡诈，“及平公孙文懿，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14可见其手段之残忍、阴毒。并且他还精于伪装，在与曹爽集团的斗争中，诈病不理政务，李胜前去刺探虚实，他便做出一副“年老沉疾，死在旦夕”之态，李胜信以为真，竟对政敌动了恻隐之心，垂泪向曹爽汇报说：“太傅患不可复济，令人怆然。”15这就是司马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练就的性格，也就是冷静与急躁、果断与犹豫，刚强与懦弱多种矛盾性格的组合。正是因为这样，司马懿才得以巧妙地骗过曹氏集团，在其政权内部逐渐扎下根基。
在司马懿逐渐取代曹魏政权的过程中，他的个人意愿是不容忽视的，他本来不愿加入曹氏集团，入仕后，表面上伪装成为曹魏政权的积极拥护者，事实上，不甘心居于人下的，一直在等待着时机，企图取而代之。但司马懿要想夺取政权，仅仅通过自己的主观愿望是远远不够的。他最终能够夺取政权与后来的历史机遇是分不开的，历史的发展似乎就是要把他推向历史的前台。
黄初元年（220），曹丕代汉自立。曹丕是与曹植经过激烈角逐之后才被立为太子，故即位之初，在中央及地方多提拔其太子时的旧党。司马懿是曹丕阵营的骨干，因而在黄初时期上升的速度极快，由丞相长史转尚书、御史中丞、侍中、尚书右仆射。黄初五年（224），任抚军将军、录尚书事，黄初六年加抚军大将军，在曹丕率大军远征时留守许昌，总掌后方的军政大权。这正是司马懿飞黄腾达的开始。以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是司马懿进入决策中心的标志。但是，这时候的司马懿，因为与曹丕的特殊关系而居于高位，没有突出的政绩，甚至没有率大军作战的经历。因而，黄初七年（226），文帝疾笃，司马懿与曹真、陈群、曹休成为顾命大臣，司马懿的地位排在四位顾命大臣之末。不过，曹魏的灭亡，从曹丕遗诏司马懿抚政就已经开始了。
魏明帝时期，司马懿的政治声望急剧上升。他先后出镇中南和西北战场，负责对吴、蜀的战争，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亮、东平辽东公孙渊。在这个过程中，司马懿把他的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魏国公认的最杰出的军事统帅。随着另外三位顾命大臣以及其他元老重臣的相继离世，司马懿的地位实际上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虽然此时的司马懿已经达到了权力巅峰，但取代曹魏的时机尚不成熟，皇帝宝座依然是他不敢觊觎的。魏明帝曹睿并非庸碌无为者，在登基不久，便将诸位顾命大臣分派到各重要战场，命陈群主持政务，而自己总揽军政大权。
司马懿继续伪装，然而曹睿和他的忠臣们对司马懿已经感到了不安，表面上君臣相安无事，而实际上猜疑已经开始了。青龙四年（236），司马懿向魏明帝进贡白鹿，明帝诏书曰：“昔周公旦辅成王，有素雉之贡，今君受陕西之任，有白鹿之献。”16将司马懿比作摄政的周公，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作为异姓功臣，司马懿自然有危机之感，在此之前，“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17魏明帝为社稷而担忧，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司马懿的忠心。尽管司马懿功高盖世，但魏明帝如果要决心除掉他，下一诏书即可。可当时三足鼎立、连年征战的情况不允许他这样做。而司马懿本人十分谨慎的心理也帮助他继续把自己掩饰起来。魏明帝在复杂的局势下还需要依靠他。
曹睿临死前，司马懿又取得了同曹爽共同辅佐8岁小皇帝曹芳的重任。司马懿在曹芳即位后的前几年，主要是主持对吴国的防御。而后朝政逐渐被大将军曹爽所垄断。其实曹爽集团对司马懿的排挤，从齐王曹芳即位不久便已开始，仅仅是没有被激化。曹爽是个知识浅薄、无德无才的平庸之辈，为了使自己的权力不被架空只得起用亲朋好友。他用心腹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来排挤司马懿的势力，企图将司马懿架空。司马懿伪装生病，不过问政事，实际上却在暗中布置，准备消灭曹爽集团。正始十年（249）初，司马懿乘曹爽陪皇帝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的坟墓——高平陵时，起兵控制了京都，发动了政变。当时如果曹爽借皇帝之手诛杀司马懿，他只需要下一诏书足矣，但懦弱的性格使他不敢斗争，放弃了抵抗，向司马懿交出了兵权。而此前没有兵权、发动政变的司马懿正好摸准了曹爽的致命弱点。
高平陵政变使曹爽集团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这个过程中，司马懿放弃了正面抗争，“称疾不上朝”，等待时机，恰逢曹爽集团改制失误，使司马懿成为政治反对派的领袖，并以精湛的斗争艺术，导演了高平陵政变这场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于是，晋代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司马懿早年确有避世之心，伏膺儒教，怀有叛逆之心。入仕之初即怀有雄豪之志，在曹魏政权内部潜伏40余年，表面上臣服于曹氏，虽然他的思想观念随着政治形势的需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曹魏政权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骨子里从未改变自己的雄心壮志。确切地说，他在曹魏政权内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服务，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的事业奠定基础。最终，司马懿成为了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也成为西晋王朝的奠基人。
①⑩131416《晋书》卷1《宣帝纪》。
②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页。
③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
④《三国志》卷1《武帝纪》。
⑤《三国志》卷6《袁绍传》。
⑥《三国志》卷12《何夔传》。
⑦《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1页。
⑧《晋书》卷20《礼志》。
⑨《晋书》卷37《安平献王孚传》。
11《三国志》卷11《胡昭传》注引《高士传》。
12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毕条后》，载《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146页。
15《三国志》卷9，《曹爽传》，《魏末传》。
17《三国志》卷22《陈矫传》注引《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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