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古典小说中最优秀的战争历史小说，毫无疑问，书中关于军事历史、军事人物、军事思想、兵器等方面的内容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此前《三国演义》的校注者不乏其人，但对这方面的内容往往缺而不论，未免有憾焉。因此，《三国演义》军事校注本的出版，不但弥补了这一缺陷，而且也是对《三国演义》作为军事文学这一本质的回归。
《三国演义》军事校注本改变过去多重一般文字校释的做法，重点校理书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内容，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首先，此书在形式上新颖多样，很有特点。全书共120回，每回正文前有“指要”，提示此回的内容要点及战略战术特点，实际上起到了回评的作用。作者的“指要”往往要言不烦、一语中的，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全回的内容与实质；每回后面有“校注”，主要注释关于军事内容方面的术语和部分疑难之词，同时对军事内容表述方面的疏失也作了校订。此外，作者在《前言》中，概述了《三国演义》方方面面的军事内容，及其围绕三国战争史悠悠逾千年的成书过程。附录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关于三国战争的部分图文资料，也有助于读者理解小说的内容。特别是书前的插图别出心裁，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因为每幅插图里的人物都两两对应，他们之间有着或敌或友、或亲或疏的特殊关系，12幅连环起来，几可视作三国战争史内容的提纲，或者说是对《三国演义》全书最简单、最经济的一种图解。
其次，作者的“校注”在历史地理、军事制度、军事技术、军事术语、战争史等方面用力尤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学术特色。
历史地理方面，由于《三国演义》的成书距离三国时期，已逾千载。同时，作为小说，作者有自己的创造和虚构。因此，书中和三国时期的实际地理相比，当然难以完全相符。这样，我们不但在书中见到了春秋时期的古地名，而且还见到了三国之后才产生的地名。对这些诸如古今地名杂陈之类的现象，如果不加以疏解，则易滋混淆，让读者难明就里。作者对这类易滋混淆的地名，都能予以准确地注明。如作者为“解良”作注云：“即解梁，春秋时古城名。东汉时为河东郡解县治所，在今山西临猗西南。“（10页）又为“陕西”作注云：“此指陕县（今属河南）之西的关中地区。”（32页）片言只语，即能阐明地理沿革，足以破疑解惑。军事地理方面，对当时重中之重的战略要地淮南、荆州，汉中等，校释尤为周密。如荆州，就有早时刘表盘踞的荆州，后来孙权、曹操各置的荆州，以及其间刘备所借的荆州，虽然同名荆州，但其治所频繁迁徙，几若异地。又如书中多处混淆的“江东”、“山东”、“剑阁”等地名，作者均一一予以区别。对于比较复杂的乌桓、辽东、陇右羌区和南中等地的历史地理，作者也有精到的辨析。凡此都可以见出作者是深于历史地理之学的。
军事制度方面，作者的注释同样精到。如在“七擒孟获”的故事中，我们常常见到一些将领被称为“洞主”或“洞元帅”。乍视之下，还以为是因南中士兵多啸聚山洞而得名，实则不然，洞是“唐宋以后中国西南山区存在的一种原始形态的村社共同体，亦称峒或山洞、溪洞”（853页），所谓“洞主”、“洞元帅”就是这些村社共同体的首领。对于“围子手”，作者注云：“元代忽必烈时建立的侍卫亲军，这支军队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称谓，用于大朝会时称‘围宿军’，军士叫‘围子手’。元初，皇城无围墙，大朝会时用军士环绕围护。”（853页）这些注释对我们正确理解原著是大有帮助的。
军事技术方面，主要体现在兵器和军事工程的使用上。在兵器的使用上，它既包括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戈、矛、斧、锤、弓、箭等，又包括宋元时代才出现的一此热兵器，如地雷等。冷兵器和热兵器的同台竞技，倒应了那句老话，成了“关公战秦琼”。但作者不以为病，反而认为这种虚构使战争场面更加壮观，引人入胜，值得肯定。对于这些眼花缭乱的兵器，作者均放在兵器史上进行考察，对它们产生、盛行或消退的情况，予以注明。书中还涉及到不少军事工程，如坞、瓮城、地道、吊桥等。对此，作者的注释主要指明它们在军事上的功用。如“吊桥”，作者注云：“设在城壕上的桥。亦作‘钓桥’。城外有警，则楼上使人挽起桥，以断其路，又能护城门。”（204页）
军事术语方面，作者的注释准确。如“两阵对圆”，即“两军的战阵相对摆成”（33页）；“合后”，即“‘押队’，跟在队伍后面保护或监督”（802页）。
战争史方面，书中颇多涉及，如假途灭虢、围魏救赵、渑池会、乐毅破齐、垓下决战、韩信背水阵等。对此，作者就它们各自在战争史上的特点和地位，以及与书中所描写战争的对比，都择要加以注明。
通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校注是十分严谨而慎重的，是在深刻理解原著本意，充分尊重小说作者艺术虚构的前提下进行校注的，并将这一指导思想贯穿校注过程的始终。古人有“注经不敢改字”之例，《三国演义》虽非经书，但小说自小说，历史自历史，二者虽有关联，然判然有别，究非一事。正如我们不能以小说去论历史，同样我们也不能拿历史以绳小说。因此，作者的这一思想无疑是可取的。
从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书中有不少军事制度内容，各种名号的将、校、尉、军师、兵卒，以及各式各样的军兵种和兵器，不少都是三国时期之后才产生的，作者认为它们都是合理虚构，本是小说的应有之义，对它们只作注明，而不加以更改。
此外，小说中的人物有不少与历史并不相符。对于人名或人物关系与历史矛盾的，作者一般只作注，不予改动。完全虚构的人物，如读者很熟悉的周仓等，尽管历史上并无其人，也保持原样。对于历史人物，不管是小说作者的笔误，还是传抄之误，抑或是有意改名的，如卫兹作卫弘、李利作李别等，只要不与小说中其他人物混淆，便不更改。即使重要人物的字、号与历史记载不同的，如夏侯本字子林，小说作子休，仍不轻易改变。又如张飞，据《三国志·张飞传》，本字益德，小说改作翼德。校注时不但不纠正，反而肯定“飞”、“翼”相得益彰，符合古人名、字相应的原则，“错”亦有理，“错”亦精彩。类似这样成功的虚构，注释多有发掘。对于人物关系，如费观本为刘璋的女婿，小说以其为刘璋的妻弟；孙瑜本为孙权的堂兄，小说以其为孙权之弟；曹德本为曹操之弟，小说以其为曹操之叔，不关紧要，也不改变。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保持小说的原貌，同时也是对小说作者原创的尊重。
如果说对于人物方面的错误，作者大都是遵依旧文的话，那么关于地理方面的错误，作者的处理就有所不同了。对于与作战进程明显矛盾的地理环境，及误写的名城要地，若不加以订正，则易滋混淆，让人莫辨东西。如“剑阁”，本是指剑山中的阁道，后来用为专名，指今四川剑阁县东北的地区。小说中却将汉中、陇右的多处“阁道”写作“剑阁”，对此均予订正。又如第36回的回目“玄德用计袭穰城”的“穰城”，原作“樊城”。作者根据上下文的内容，认为“若曹军已屯樊城，便是深入荆州腹心之地了”，与战争进程明显矛盾，因此据上文径直改作“穰城”，以与战争进程相符（370页）。
对于同地异名，如第5回中，成皋关与汜水关本即一地，却被描述为两个战场，以及赤壁之战、诸葛亮七擒孟获时有些地名的混乱，因不便纠正，只于注中说明。有的地方改了名，小说中仍将改后的名称与原名一起混用，如“西蜀”与“西川”、“许”与“许昌”即是。只要它们所指方位或区域一致，一般也只作注明而不改动。小说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籍贯也有错误，如诸葛瑾本为琅王牙阳都人，而误作“南阳人”，与书中其弟诸葛亮是琅王牙阳都人明显矛盾；鲁肃本为东城人，而误作“东川人”，一般都依据史籍，加以校正。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作者特别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是本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任昭坤先生上世纪60年代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军20多年。在军队便多年致力于军事史、军事文学研究，曾担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先秦、秦汉、三国部分副主编。主要著述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大辞典》等“三国军事史”部分，评传《曹操》、《诸葛亮》，专著《中国军事文学史》，及军事史、军事文学论文数十篇。他还是《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地理分册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因此，任先生能调动文学、军事、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对《三国演义》进行综合研究，最终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此外，责任编辑杨宗平先生与作者的通力合作，也使此书锦上添花。杨先生是退役上校、军事史专家。本书校注的内容及形式，他多有出色的定夺，甚至书前别致的人物图像关系说明，也有画龙点睛的改动。他还以特别知情的战友身份和专家眼光，为本书写了《跋》。可以说，本书的出版，是编辑与作者精诚合作的结果，也是本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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