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吸才大法是如休炼成的？
管理学者评论：三国人物虽众，但他们的活动，是围绕着三大集团董事长的所作所为这个主线而展开的。三大集团董事长——曹操、刘备和孙权，他们都意识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谁能够吸引、挖掘和重用大批文武人才，谁就会压倒别人，站稳脚跟，发展自己。因此，他们对人才的争夺和使用，具有共同的鲜明时代特征，又有许多不同之点。刘董是采用彬彬有礼的办法招纳贤才加以利用；而孙董则在休戚与共中厚待豪杰之士；说白了他们都是强调运用感情的方法招揽人才。而曹董则不同，他不仅运用感情，更加注重实利，也就是“重赏驱动”。相比较而言，曹董的手段更有威力。曹操之所以能把重赏驱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与他的性格有关，只有像曹操这样大气的改革者，才敢从革新用人机制入手，为“重赏驱动”吸纳人才创造条件。
三大集团脱胎于汉末。“大汉集团”的创始人刘邦自己承．认不如萧何、张良、韩信这三个人，但他能用这三杰；所以得了天下。他的儿孙两辈在用人方面均有建树。可是几代之后，“大汉集团”继任的董事长们便进入了历代王朝不可避免的怪圈，由进取变为保守，用人制度走向了腐朽。汉朝到了中后期，当官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死读经书，所谓“明经取士”；一条是甘当孝子，争取“举孝廉”。久而久之，在死读书的队伍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书呆子，在“举孝廉”的队伍中，越来越多地产生了欺世盗名的骗子。名门士族和徒有其名的人，垄断人事大权，而真正有才干的人不是被压制，就是被埋没。曹董对此深有体会，看得真切，下手猛烈，他一开始创业，便抱定了“任天下之智力”的决心，冲破阻力，一步步地推开了变革用人机制的方针。曹操用人机制的改革有一个突出特点，即：既重舆论，更重实际行动。用今天的话讲，叫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他的创业前期，侧重的是实际行动，不管出身贵贱，也不计较与自己是否亲疏，不问历史上有何污点，也不在乎是骂我，还是捧我，只要有本事、有作为，便千方百计争取过来，利用起来，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在他的中后期，侧重的是运用手中的权力，靠强大的舆论感召，吸引各类人才。他一生中，以集团红头文件的形式，郑重其事地先后下达了三次“求贤令”。有识之才，听其言，观其行，做出判断，认定曹操确是能干大事业的人，便纷纷涌进曹操集团。集团很快出现了文有谋臣、武有猛将、翼卫左右、共同图起的局面。对比起来，孙权、刘备集团也各有一大批能征善战、运筹帷幄的武将文臣，但从人才整体上看，都少于和弱于曹操集团。刘备和孙权，在选人和用人上，也都打破了不少世俗偏见，但论改革的胆略和措施，远远逊于曹操。得人才者得天下，正因为曹董大力改革用人机制，从而练就了超一流的“吸才大法”，以至于全国众多优秀的人才都被他的“吸才大法”吸附过来全力辅佐集团运营，最终以三分之二的市场占有率一举成为全国的龙头企业。
看点：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曹操的人才政策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唯才是举”。如上所述，不管出身贵贱，也不计较与自己是否亲疏，不问历史上有何污点，也不在乎是骂我，还是捧我，只要有本事、有作为，便-千方百计争取过来，利用起来，兼容并蓄，不拘一格。但若将这一套做法运用到当今官场，怕是不行。我们执政党的干部政策向来是“德才俱备、德重于才”，那些有才无德之徒，即便他投机钻营当上了官，理论上总应在清洗淘汰之列。反腐败中不乏此类案例，有能力，但犯了事，一经查出，严惩不贷。可见当今官场奉行的是另一套游戏规则，曹操的用人之道至少在理论上不为所取。尽管事实上“少数人选拔多数人”的用人机制，要保证所用之人不出贪官不出腐败难之又难。相对而言，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之道在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或许更有其借鉴意义。作为民营企业的老板，他需要权衡、计算用人的成本和收益，最好当然是追求德才双全，或至少是有才具而大节不亏，如果要用一个才高德亏之人，一要看他的才能贡献是否足以弥补道德的亏欠，二要看老板对其道德缺失是否有能力控制并驾驭。高明的老板就会设置一种有效的制度，明确权利配置的边界，既可使人才的正当利益得到保障，又能使人性中“恶”的一面得到限制，令即便是坏人也不敢做坏事。如果企业老板有曹操那样的眼界和度量，无论对哪种人才，都不妨大胆用去。毕竟，这个世界完全合乎道德标准、毫无私心而又才高八斗的人，不多，更不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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