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并没有夸大
一九五九年，在郭沫若同志提出“为曹操翻案”之后，学术界就怎样评价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一直不断。争论各方都承认，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是，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却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1．根本否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在具体意见上又分为两种。
一种意见认为，自宋以来，在所谓“正统”观念确立以后。曹操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就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三国演义》是一本好书，我们并不否认；但它所反映的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断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面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有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这是无可如何的。尽管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还会相信《三国演义》的真实性，但那是会逐渐淡薄的。”“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但我们也并不主张把《三国演义》烧掉，把三国戏停演或一一加以修改。我们却希望有人能在用新观点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新的塑造。新旧可以并存，听从人民选择。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三国演义》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做历史。”因此，只有打倒《三国演义》，才能使人们从传统观念下解。放出来，重新认识曹操这个历史人物。
2．肯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针对前一种观点，主要提出了下列四个方面的不同意的理由：
（1）曹操形象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历史上的曹操，确实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然而，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存在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恶德。《三国演义》对曹操这两个方面都作了真实的再现，并没有简单地丑化，也没有把他写得“那样愚蠢无能”。一方面，曹操的雄才大略、识见不凡，他的器重人才、深得将心，他的老谋深算、精明强悍、他的败而不馁、顽强乐观，在《三国演义》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深刻。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着力鞭挞了曹操的残酷、狡诈、伪善和极端利己主义，这些基本上是根据史料的，也符合历史的真实。例如、”诈作中风”（第一回）“借王垕头”（十六回），“诈骗许攸”（三十回）；“梦中杀人”（七十二回）；攻打徐州时，“但令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十回），征袁谭时，一方面令军士捕捉逃避苦役的百姓。另一方面又叫那些“投首”的百姓“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三十三回），杀吕伯奢全家后公然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四回）等等。这些为人熟知的情节，都是以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等史籍为依据的。从魏晋到北宋的七、八百年中，许多“帝魏寇蜀”论者也或多或少地指出过曹操的这些恶德。例如，陈寿在《三国志》中一方面称颂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另一方面又多次记载了曹操的残酷行为。西晋的陆机很佩服曹操的才能和功业，但在其《辨亡论》中也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正统，但也指出曹操“暴戾强化”。因此，那种指责《三国演义》“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2）曹操成为反面人物形象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于历史书上记载着曹操的那些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性格特点，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正具有代表性，于是人民群众和民间艺人就抓住这些特点，编成故事讲唱，逐渐形成了曹操这一反面人物形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并使人民认识现实生活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些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唤起人民同他们斗争。同时，这一形象在北宋以后至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定型的三百多年间不断丰富和成熟的演变过程中，还受到过民族斗争的影响。那时，汉族人民习惯于把北方的异族入侵者和统治者比作曹操。所以，《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一反面艺术形象的产生，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合理性。
（3〕曹操形象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一致。文学不等于历史，它需要再现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性格生命，而且允许艺术上的夸张；它不能象历史家所要求的那样，只能按历史事实来描写人物。而且文学艺术中的历史真实，又并非只是指的个别的历史事实，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历史生活、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特别是对传统文艺作品来说，它甚至更为广泛地包含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多侧面地再现了历史人物曹操的复杂性格，而又寓以作者的想象、夸张和褒贬，可以说取得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一致。尽管其中某些内容同历史人物曹操有出入，但其性格却和千百个同类型的封建统治者的品质一致，因而具有更大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被表现得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样深刻、这样充分、这样成功的反面典型。
（4〕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会丧失它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因为它并不附庸于历史人物的曹操而存在。无论怎样根据史实来给历史上的曹操“翻案”，却终究不可能替《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个历代人民所创造、所熟悉、所“喜爱”的不朽的艺术典型“翻案”。另一方面，把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性格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简单地混淆起来进行“翻案”，就会导致对古典文学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今天，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上的曹操，给予应有的肯定，同时，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承认其合理性和典型性。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