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不可而为之——诸葛亮的悲剧精神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
丘振声同志说：“杜甫对诸葛亮可谓倾心仰慕，一往情深。这在唐代诗人中，找不出第二个。”（《三国演义纵横谈》）需要补充的是：除了仰慕之外，杜甫的诗中还流露出对于诸葛亮悲剧结局的无限哀惋与惆怅。“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诸葛亮的才干固堪与古代著名贤臣伊尹、吕尚并驾齐驱，而远在汉代开国元勋萧何、曹参之上，真可谓古今罕有其匹。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严峻的事实是：他毕竟没有完成恢复汉室，统一中国的大业，抱憾终身地死去了！杜甫在思索：这是什么原因呢？“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大约就是杜甫的答案。毛宗岗解此二句诗道得好：“此缘汉祚之已改，非军务之或疏也。运虽移而志则决，‘身，即所云‘鞠躬’，‘劳即所云‘尽瘁’，‘歼’即所云‘死而后已’，‘终难复’即所云‘成败利钝，非臣逆睹也’。‘终’字妙，包得前后拜表、六出祁山，无数心力在内。前解慕其大名不朽，后解惜其大功不成。慕是十分慕，惜是十分惜。”（《三匡演义》一百五回夹批）由对诸葛亮的“十分慕”到“十分惜”，正透露了杜甫对于诸葛亮这人物的悲剧性的深刻了解。
罗贯中是能够领会杜甫的诗意的。“陨大星汉相归天”一回，写得真是悲壮动人。孔明临终，先对姜维道：“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死。吾平生所学，已著书二十四篇，计十万四千—百一十二宇，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之法。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独汝可传我书，切勿轻忽！”又授以连弩之法，且嘱以“阴平之地，切须仔细。此地虽险峻，久必有失。”继则授马岱、杨仪以锦囊之计，预先安排处置魏延反叛之法；继则嘱李福曰：“吾不幸中道丧亡，虚度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我死后，公等宜竭忠辅主，国家旧制，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轻废。”继则又嘱杨仪以退兵之道：“我死之后，凡事俱依旧法而行，缓缓退兵，不可急骤。”继则又上表后主：“臣亮赋性愚拙，遭时艰难，分符拥节，专掌均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期病入膏盲，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布仁恩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及昏绝复醒，又荐可任大事者蒋公琰、费文伟，遂薨。可以说，凡是有关蜀汉兴衰存亡的大事，孔明都想到了，而且都提到了正确的对策，但是，“运移汉祚终难复”，孔明健在之际，鞠躬尽瘁，耗尽无数心力，尚且不能力挽狂澜，而凭孔明临终时一番苦心安排，又何能阻挡危厦之倾颓呢？
孔明的悲剧，不在他的早逝。他死时已年五十四岁，即便天假以寿，他的事业也不可能取得成功。钱谦益笺注杜诗，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五“萧曹”句后引崔浩《典论》曰：“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剂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鄙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钱笺谓：“此诗所以正崔浩之过论也。”按，《咏怀古迹》虽然表达了对诸葛亮的倾心仰慕的感情，但并未从理论上纠驳崔浩之“过论”。事实上杜甫把一切委过于不可知的“运”，反不如崔浩人为究诘人为之“策”为胜。爱德华·波特的哲学博士论文《诸葛亮与蜀汉》中指出：“诸葛亮神机妙算，但他的根本选择却是错误的。”（转引自王丽娜《国外研究＜三国演义＞综述》）由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崔浩之所谓“策之下者”，也就是指诸葛亮根本选择的错误性，而其最主要的表现，恰恰就在“委弃荆州，退入边蜀”的“三分割据纡筹策”的决策上。当然，诸葛亮之所以倡三分割据之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取决于当时各方力量的对比。《三国志·诸葛亮传》注所引张俨《默记》，比较诸葛亮、司马懿之优劣，就中也透露了若干信息：“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又说：“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魏司马懿才用兵众，未易可轻，量敌而进，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则来见坦然之勋，若无策以裁之，则非明哲之谓，海内归向之意也。面对“据天下十倍之地”，“据牢城，拥精锐”的司马懿，孔明唯有以攻为守，方能自全。这种选择，乃大势所定，不得已之举也。
但是，爱德华·波特的意见，从道德观来看，就不一定正确了。诸葛亮的悲剧，正是违背了客观规律，选择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路所酿成的。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实际就是不计成败，知难而进，临危不惧，虽死不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崇高、严肃的悲剧精神。古人云：“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意谓作战时要见机而举，不硬做做不到的事。孔明为报刘备三顾乏殊遇，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终于赢得一个天下三分的局面。虽然其处于益州疲敝，危急存亡之秋，要是果能“闭关守险，君臣无事”，也许蜀汉还能苟延一个时候，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至于坏得那么厉声。知难而退，这一选择是明智的，但英雄也就没有了。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评价诸葛亮说：“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奉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残，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达乎天时”、“尽乎人事”、“鞠躬尽瘁，志决身残”，这几句话讲得好，如果删掉其余的话，就更恰当了。罗贯中在塑造诸葛亮形象时，一开始便把他置于“天时”与“人事”的矛盾之中，并且一开始便暗示了他失败的结局，从而一开始便揭示了诸葛亮的出山，是一出悲剧。尽管这样，作者又自始至终郁在肯定，都在歌颂诸葛亮的悲剧精神－－这是作者最用力的地方，也是最感人，给后世影响最大的地方。但一般议论者，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仅仅看到罗贯中赞美和渲染诸葛亮智慧的一面，众口一辞地把他作为智慧的典型。诚然，罗贯中确实刻画了诸葛亮身上这一重要特征，而且有些场面本身就是精彩的喜剧折子戏，如《群英会》、《草船借箭》、《空城计》等，但这些只是穿插的喜剧手法，并未改变“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相反，突出智慧的一面，更加深了人们连这样聪明能干的人也不能挽回败局的惋惜之情，从而使悲剧气氛更加浓重。况且，在这方面；确实又颇多败笔；致使“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引《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奥西安尼德斯之歌：“啊，无论人有怎样的智慧，总逃不掉神安排的定命。”之后说：“这正可以代表悲剧感的本质。”诸葛亮何尝不是如此。《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当刘备三顾草庐之前，作者特意安排司马徽再次上场，就是为了渲染悲剧的氛围。因为早在第三十五回，司马徽就向刘备提到了孔明，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然而当司马徽闻知徐庶已荐诸葛亮以自代，刘备真的要请诸葛亮出山之际，却冷冷地说：“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也？”毛宗岗评曰：“水镜之荐孔明与元直之荐孔明，又自不同。元直则相告相嘱，惟恐玄德之无人，惟恐孔明之不出，是极忙极热者也；水镜则自言自语，反以元直之荐为多事，反以孔明之出为可惜，是极闲极冷者也。”司马徽为什么对孔明之出持冷淡态度？其临别之际，仰天大笑的一番话，道出了根由：“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得主”与“得时”，构成了一对矛盾：得主又得时，难；得时不得其主，君子不为；得主不得时，也难，但君子知难而进！刘备一顾茅庐，途逢崔州平，知其来意，曰：“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斩蛇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入治，至今三百年，民安巳久，故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来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知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知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
就更进一层地点破孔明“徒费心力”的悲剧结局。毛宗岗夹评：“妙在极忙极热之时，偏听此极闲极冷之语。说孔明徒费心力，是于孔明未出山时早为他临终结局伏下一笔，妙。”罗贯中和毛宗岗都明知孔明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徒费心力”的结局，却毫无嘲讽讥笑之意，相反都一致地深会了诸葛亮知其不可而而为之的高尚情操，对他的悲剧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无论徐庶有始无终，不如不出；即如孔甲尽瘁而无，毕竟魏未灭、是未吞、济得甚事！……使三国名流尽学水镜、州平、广元、公威，而无志决身歼，不计利钱之孔明，则谁传扶汉之心于千古？玄德之言曰：“何敢委之数与命！”孔明其同此与！
这里讲的“顺天”与“逆本”，实际上反映了“出世”与“入世”的两种态度。“出世”，不过是将一切委之于“数”与“命”，任其自然，清静无为，逸则逸矣，但于历史的进步毫无益处。而“入世”，则是积极的进取的，尽管其人的行动似“逆天而动”，但毕竟为历史的发展加入了属于他的一分力量。当然，《三国演义》作者所持的是唯心史观，不能真正的解释历史，只好把诸葛亮的失败归之于“天数”。但是，他在作品中又满腔热情的塑造了一个不屈服于命运和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荚雄。这个矛盾现象，只有从美学上方能得到解决。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病苦或伟大人物的死亡。”（《美学论文选》第109页）诸葛亮由于选择了“逆天”的“入世”的态度，实际上也就选择了“呕心血”，亦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承担痛苦”－－“伟大的痛苦”的人生。《演义》第一百三回叙孔明屯军于五丈原，J魏兵坚守不出，孔明乃取巾帼妇人之衣以遗司马懿，懿厚待来使，问孔明寝食及事之繁筒若何；使者曰：“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鉴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诸将曰：“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使者回，以懿言告之，孔明叹曰：“彼深知我也！”司马懿深知孔明什么呢？毛宗岗夹批曰：“武侯亦自料其不久于人世也”，仿佛是指的“其能久乎”，不确。下文紧叙主簿扬囗曰：“某见丞相常自校簿书，窃以为不必。夫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仆执耕，婢典爨，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其家主从容自在，高枕饮食而已。若皆身亲其事，将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婢仆哉？为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若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司马懿之言，真至言也。”就已经指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孔明回答的是：“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撇去其他诸种不利因素，单就人才一端而言，西蜀也极为匮乏。李贽《藏书》中有《武臣传》，其中称得上“大将”的只有周瑜、吕蒙、陆逊、陆抗，而无蜀中一人；姜维只与张辽、邓艾列名“名将”一类，关羽、张飞只列名于“贤将”一类，总之，与魏、吴相比，蜀汉力既不如，人才亦远逊之。有鉴于此，诸葛亮岂能不自校簿书，亲理细事乎？毛宗岗评曰：“托马谡而马谡失之，释苟安而苟安负之，任李严而李严又背之，其敢以弗躬弗亲而取咎与？故处炼平、丙吉之世，可以不为武侯，而当武侯之时，不得复为陈平，丙吉。”诸葛亮面对蜀汉的种种劣势与困境，只有凭着自己对于刘备的忠诚以撑持局面。唯此之故，他不相信他人，总惟恐他人不似自己那样尽忠尽职，尽力尽心。加上在用人方面的一再失误，这种不信任的心理就更加突出。表现在选拔人才上，诸葛亮往往求全责备，过份看重于“德”，亦即忠于那弱小而难有作为的蜀汉的政治标准，致使西蜀的大小官员，大多循规蹈矩，缺乏进取精神，这同曹操“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驭之，无所不可”，“大用者不务细行”的选拔人才之道，形成鲜明对比。孔明意识到蜀汉的劣势，乃至不可避免的失败的趋势，但他的“硬汉”性格，使他独自一个默默地承担痛苦和不幸，这是他的悲剧性格的集中体现。
诸葛亮悲剧性格的光辉之点在于，他尽管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失败者的地位（在《后出师表》中已经坦率地承认：“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李贽《藏书》评曰：“不睹成败，何以尽力？”这是不理解诸葛亮的表现，因为，既睹成功，方去尽力，这就不是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诸葛亮了），但绝不屈服于命运，甚至在失败之中，也要保持优势，使自己的精神压倒对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故事之所以能千古传颂，就是因为它表现了孔明之“死而不死”，表现了“魏人之畏孔明，如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目也。”（毛宗岁一百四回回评）纵观孔明之一生，他的事业，尽管没有成功，但他于“人事已尽，则亦可以无憾于死。无憾于死，则不可死者，其心；而可以死者，其事也。”孔明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尽心而已。
罗贯中塑造诸葛亮的形象，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对于这样一个没有实现自己抱负的悲剧形象，只有从政治伦理关系上去努力把握其内涵才能挖掘出深藏在形象底层的认识的和审美的价值。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认为“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世界观中的积极的人生态度，进而发展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乐观进取精神。这同叔本华的厌世主义的人生哲学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叔本华认为对于现世采取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态度，即他所谓‘退让’精神，就是生命的真谛。而悲剧就是由于表现这种‘退让’精神，使人得到一种‘解脱’，而引起喜悦之情的”（参见施昌东：《“美”的探索》P381）。当然，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也有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退让的矛盾。“究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典小说中的悲剧人物，大都具有这种普遍意义的矛盾。诸葛亮隐居隆中时期，早已在谋划统一的大业，退隐、出世只是外在形式，入世、进取则是实质。及刘备三顾茅庐相请出山，诸葛亮犹闪闪烁烁，尚再三以“久乐耕锄，懒于应世”相辞谢。等到他终于不得已而出山，就抱定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信念，义无反顾，表明他所向往的，归根到底还是入世用世。古典小说的同情，往往不在“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退让厌世者一边，它们所赞美讴歌的，乃是自强不息的入世者－－哪怕他卒无成就。诸葛亮是如此，宋江、孙悟空、贾宝玉等，都是如此，这正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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