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三国：乱世迷局群雄梦(1)
董卓之乱，虽然揭开了天下大乱的盖子，但当时的局势却仍然有明朗的一面。首先是群雄起兵讨董卓，以扫除奸凶，匡扶社稷，翼代王室为目标，天下云集响应，似乎在群雄并力之下，汉王朝中兴一统仍然指日可待。但一股强大的、迅速发展的势力却打破了这一局面。
世族从其本意上讲，是指世代居住在一个地方的宗族。由于世代在一个地方居住，子孙繁衍，人口众多，成为地方上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汉朝选拔官员实行察举制，在这个制度下，被察举为官的人必然是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世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根深蒂固，因此自然就获得了为官的特权，这是世族势力快速发展的时期。
如果仅仅只有这个特点，那么世族和地方豪强没有什么区别。而世族和豪强之所以不同，其重要的一点便是儒家文化。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便成为国家的官方文化，对儒家典籍的研究成为当时颇为流行的经学，也是做官所必须的功课。在这种环境下，具有儒家文化传统而又在地方上拥有强大势力的家族便脱颖而出，得以凭藉其文化优势进入官僚阶层，并以其文化影响招收门生、弟子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而借助这些影响形成名望进一步巩固其地位。由此便形成了不同于地方豪强的世族阶层。
纵观《后汉书》各名臣传，诸名臣世家莫不是具有高度的儒家文化修养，很多都有其家传儒学，如东汉后期著名政治世家汝南袁氏（袁绍一族）、弘农杨氏（杨彪一族）、扶风马氏、汝南张氏等。汝南袁氏家传《孟氏易》，弘农杨氏家传《欧阳尚书》，汝南张氏家传《尚书》，扶风马融为古文经学大师。这些家族既有地方势力，又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为朝廷所倚重，得以世代占据高位。汝南袁氏一门“四世五公”；弘农杨氏一门“四世四公”；扶风马氏其祖马援为汉光武帝年间名将，其女为皇后，一族荣宠莫比，其族孙马日磾汉献帝时为太尉、太傅；汝南张氏为刘邦项羽时赵王张耳之后，其族张酺、张喜两代均登三公之位。
当上高官后，这些世族又通过联姻巩固势力，通过特权举荐官员培植势力，枝蔓叶附，形成了庞大的世族关系网。汝南袁氏娶扶风马氏之女，弘农杨氏又娶袁氏之女，汝南张氏则是袁氏的故吏，从而形成了其代表人物在朝廷为官，其家族、门生、弟子、姻亲、故吏遍布州郡的局面，成为一支巨大的政治力量。
在朝廷统治强而有力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支持朝廷维护自己的家族利益；一旦朝廷统治衰落，这些拥有强大地方势力和政治影响的势力便趁机崛起了，成为汉末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所倚仗的统治基础，其中更以汝南袁氏为代表，其领袖人物袁绍、袁术凭借其家族影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积累起了庞大的实力，并在董卓进京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了天下的政治形势。
讨董卓联军解散，天下陷入群雄割据局面，虽然混战不已，但战略目标似乎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首先统一关东，再凭借关东雄厚的人力、物力消灭董卓控制下的关中朝廷以及荆州、益州、扬州等边疆地区的割据势力，从而统一全国，另建新的王朝。这个战略几乎就是汉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战略的翻版。以袁绍和袁术为首的两大军阀集团为此进行了频繁的战争。
由于两大集团都拥有较强的实力，短期内都难以吃掉对方，这个时候，如何争取更多世族的支持，以壮大力量打败对手就成了必须的策略了。在这种形势下，汉献帝的作用便凸显出来。恰好在这个时候董卓死了——前篇说过，董卓的死对天下形势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个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小了关东群雄和朝廷之间的障碍，从而使关东群雄利用汉献帝和朝廷的名义攫取政治利益成为可能；董卓死后，关东群雄开始陆续遣使朝拜朝廷，希望借助朝廷的支持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打压对手。二是东汉朝廷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实力，从而使改朝换代的趋势不可逆转。
关东群雄是借助讨董卓的名义起兵，而袁绍、袁术和董卓又有灭门的血仇，在董卓尚在的情况下，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向朝廷低头的。190年6月，董卓派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绬等5人组成的高级使团前往关东同群雄和解，却被袁绍和袁术毫不留情地杀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董卓死后，关中朝廷虽然由他的部下李傕、郭汜等所控制，但至少名义上的障碍消除了。于是袁术、刘表、曹操、陶谦等便先后派遣使者同朝廷联络了。袁术被封为后将军，阳翟侯，假节（有先斩后奏的大权），刘表被封为荆州牧，成武侯；陶谦被封为徐州牧，溧阳侯。象刘表、陶谦原来只是州刺史，官秩只有六百石，比他们手下的郡守（官秩二千石）官秩还低，缺乏威望，封为州牧之后，官秩也达到二千石了；接受了朝廷的官职，也就取得了名正言顺的统治权，获得了其势力范围内更多世族的支持，和那些没有获得朝廷承认的割据势力相比，便具有了政治上优势。荀彧在劝曹操迎天子时所说的“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而服雄杰”就是这个意思，前者说的是对巩固统治有利，后者说的是可以在政治地位上占据优势。
袁绍此时虽然没有向朝廷派遣使者，但也意识到了汉献帝的作用，于是接受了谋士沮授 “挟天子以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的建议，等待时机取得对天子的控制。袁绍之所以没有派遣使者不是他不想，也不是因为他想当皇帝，是因为当时的形势。
袁绍是群雄起兵讨董卓的盟主，又是立刘虞为帝事件的主谋，无论是李傕、郭汜等董卓旧将，还是汉献帝，都把袁绍当作最大的敌人。192年，李傕、郭汜专权后派遣了太尉马日磾、太仆赵岐出使关东，联络袁术为外援，袁术则利用朝廷的名义发动对袁绍的进攻。193年朝廷又派使者段训封袁绍最大的敌人公孙瓒为前将军、易侯，假节都督幽州、并州、青州、冀州、司隶等五州——这五州里，冀州、青州、并州是袁绍的地盘——朝廷赋予公孙瓒对袁绍地盘的统治权，摆明了是支持公孙瓒对付袁绍的。
因为朝廷明显的敌对态度，袁绍知道派遣使者朝拜天子是自讨没趣，他的盟友曹操此前的遭遇就证明了这一点——192年底，曹操派遣使者朝拜天子，希望获得兖州牧的任命，但由于朝廷一致认为“袁曹一家”，也就是说曹操是袁绍的人，不仅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还差点儿把他的使者扣留。
因此这个时候，对于天子，袁绍还只有等待时机。
经过了李郭之乱，汉献帝的作用虽然重要起来，但东汉朝廷的实力也几乎丧失殆尽了。
首先是东汉朝廷偏居关中一隅之地，实际控制区域只有京兆、冯翊、扶风三个郡，无论从人口、经济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无法和关东的大军阀们抗衡了。
其次是政治优势的丧失。朝廷的政治优势一是汉献帝，这个是不言自明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朝廷是天下世族利益之所在，东汉通过察举制征召全国世族人才入朝为官，其子弟入宫为郎，从而获得了全国大部分世族的支持，这使得朝廷具有潜在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董卓专权之后，一方面大肆杀戮士人，另一方面在京的士人不满董卓暴政逐渐流失，及至李郭之乱，这种杀戮和流失达到了高潮，朝廷作为全国世族利益之所系的地位几乎不复存在。
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被害之有名望的士人有王允、黄琬、张温、崔烈、种拂、鲁馗、周奂、王颀、伍孚、何颙、伍琼、周毖、王宏、宋翼等，而流失的人才更多，除了袁绍、袁术、曹操等群雄之外，还有荀彧、荀攸、卢植、郑泰、华歆、王粲、陈琳、逢纪、傅巽、孔融、许靖、司马朗、张范、张承、张昭、隗禧、孟光、邯郸淳等。
以上仅是见于记载的，至于不见于记载的士人流失则就更多。史载刘表在荆州遣娄圭招揽北方人才，“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这里面的“关西”即指关中朝廷，可见流失的人数是很大的。
即使留在朝廷的世族也纷纷遣送子弟回老家，《三国志·司马朗传》记载，司马氏是河内郡的大族，董卓专权后，司马朗他爹司马防让他逃回了河内老家。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士人对朝廷的离心趋势，当时仿效司马防这种做法的朝廷世族应当不在少数。
士人的流失使朝廷的政治影响力大幅削弱了。如果说王允刺杀董卓之后，以朝廷当时的政治影响力还有一定号令天下的优势，那么在王允被杀，李郭作乱之后，由于士人大批被害或逃亡，东汉朝廷就再也没有任何统一天下的可能了。
对李郭专权之后的朝廷高官的籍贯做个考察，可以看的更清楚。李郭时担任朝廷高官的名士有：
太傅马日磾，卫尉士孙瑞，扶风人，扶风郡地接凉州。
司徒赵谦，蜀郡成都人，当时的益州属于边远地区，蜀郡属于边疆。
司空赵温，赵谦的弟弟，蜀郡成都人。
太尉皇甫嵩，凉州安定人，凉州是董卓的老家，是典型的边疆地区。
司空杨彪，弘农人，属于关西地区。
太仆赵岐，京兆人，属于关西地区。
太尉周忠，扬州庐江人，太尉朱隽，扬州会稽人。当时的扬州也属于边远地区。
司徒淳于嘉，山东济南人。司空张喜，豫州汝南人。
上面的这个名单，除了淳于嘉和张喜之外，其它名士都不是关东人，关东地区自函谷关以东，北起长城，南到淮河，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人口最多的地区，一直是东汉王朝的统治支柱，失去了关东地区世族的支持，此时的东汉朝廷已经完全退化成了一个地方性的政权，丧失了其在全国的代表性，除了仅有的汉献帝这一块招牌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重要的政治意义了。以后虽然以杨彪为领袖的朝廷士人进行了种种努力，却根本无法扭转局势了。东汉末年的政治出路，集中在关东群雄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的成败，将决定以后的历史走向。
这就是董卓死后天下的大致形势。原本似乎明朗的局势因为董卓的死而变得扑簌迷离了：一方面是东汉朝廷无可挽回的衰落了，另一方面是心系东汉朝廷的士人还大有人在；一方面是统一仍是人心所向，另一方面是军阀混战持久不决。乱世迷局当中，出路何在？汉末的群雄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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