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自比周文王之谜
曹操一向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人物，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是国贼，更有人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不过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曹操是一个具有政治野心的人。而且我们知道，曹操是自比周文王的，曹操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这是一个很让人起疑的问题，有人就认为，曹操是叫儿子看好时机然后去做皇帝的，易中天教授的意思也差不太多，他说曹操不过是听天由命，若天命在我们家那么儿子就当皇帝。虽然易教授的意思是曹操并没有一定要求曹丕去当皇帝，但是如果曹操自比周文王的意思真的与皇帝的宝座有关，那么我们也不能不这样认为，就是日后曹丕的称帝，曹操在骨子里面是默许的。曹操所做的一切或者根本不是为了汉家天下，至少很大程度上不是的，他是为儿、为孙的夺位奠定基础。这样曹操的功绩就不免打了折扣——当然我们没有天下只能姓刘不能姓曹的意思在里面，只是觉得，这样下来，似乎曹操的公心就淡了，私心却重了而已。不过就算这样，也是会影响到我们心中曹操的形象的，所以我觉得在曹操自比周文王的这个问题上，恐怕还是有较一较真的必要。
曹操自比周文王是一件由来已久的事情。例如他自己就曾在诗作《短歌行·其二》中说过：“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隆。崇侯谗之，是以拘系。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这里就是通过对文王（西伯昌）事迹的叙述，表达对文王精神的赞美——臣节的坚定，人格的高尚。虽然其中也包含了对文王征伐天下的武功的钦佩，但那并不是重点，并且根本没有提到武王伐纣，易代天下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只是说曹操自比周文王就是暗示儿子夺位，恐怕还是需要商榷的。
那么，曹操为什么要自比周文王呢？我觉得可能确实和周文王的好儿子有关。曹操是非常希望自己有个好儿子的。建安十八年（即公元213年）正月，曹操攻打濡须，孙权和他对抗了一个多月。曹公望着孙权的军队，感叹孙权军队整齐纪律严明（《三国志》的原文是：叹其齐肃），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生儿子就要生像孙权那样的，刘表那两个儿子想猪狗一样！孙权还给曹操写了一封信：“现在正是春水上涨的时候，你还是赶紧走。”又用另外一张纸说：“你要是不死，我心里就不安生。”曹操跟各位将领说：“孙权没有欺骗我啊。”于是撤军。（事见《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这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一段情节，曹操受到了孙权另纸写的那封信——孙权可是要曹操死啊——不但没有发怒，而且带着赞许地跟各位将领说：“孙权没有欺骗我啊。”这在一方面确实体现了曹操的胸怀，另一方面表现了曹操对孙权的欣赏，从私人的角度来说，曹操也确实需要一个有才能、有本领的好儿子啊，所以他才把孙权和刘琦、刘琮作对比，认为孙权是人物、是英雄，而刘琦、刘琮只能是犬彘、是猪狗！曹操自比文王也确实体现他要向文王那样，有贤德的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我想，这才是他自比文王的初衷。
文王是有很多贤德的儿子的，比方说武王、周公、召公、康叔等等，其中最贤德的就属武王和周公了。武王代替了纣王取得了天下，周公制作了周礼创建了一个新的制度。那么曹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做武王还是做周公呢？应该说还是后者的。曹操《述志令》中就说明了这一点：“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 意思是说我知道你们当中可能有的人看到我的势力强大，又生性不相信天命，恐怕你们会私下议论，说我有夺取帝位的野心。这种胡乱的揣度，常常使我心中不得安宁。齐桓公、晋文公所以名声被传颂至今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兵势强大，仍能够尊重周朝天子啊。所以我还是坚定地认为，曹操是没有篡位的野心的，并且我也不认为他会鼓动自己的儿子行篡位之事。
所以我认为，曹操自比文王，更多的是期望儿子能为他创建一个新的制度，尤其是新的人才选拔制度。汉代的选拔制度是察举制，只有被察举为孝廉的人才有资格做官。但是他这个察举不是所有人都察，他只察士族，（察举的方法是看被察举者是否通晓经学），而且察举的效果很坏。所以当时有一个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却如鸡。”（《抱朴子外篇·卷二·审举第十五》）统治集团不中用，民间大量的人才流失，曹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建安十五年（即公元210年）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网罗天下才士英雄——这就跟大汉王朝只察举士人的做法对着干上了。曹操这一辈子把这种“唯才是举”的制度贯彻得不错，所以他得到了郭嘉、荀彧、荀攸、贾诩一大帮智囊；徐晃、许褚、张辽、乐进一大帮武将。曹操得到了甜头，他当然希望这种指继续下去。但是这种制度的改变违背了大多数士人的利益，因而也得罪了大量的士人。制度的改变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所以曹操才会寄希望于天命，希望自己的儿子像周公那样，把制度做彻底的改革。这里我还有一个旁征，就是他的《短歌行·其一》。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里他自比周公，正是表达了他对于人才的渴求。所以我坚定的认为他后来自比为文王，也是希望儿子做周公，改革制度、引进人才。
但是曹操彻底地失败了。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220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国号为魏，定都洛阳，曹丕是为魏文帝。为了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曹丕接受了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度。所谓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主要内容就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就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家世官位高低）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二品至三品为上品；一品为虚设，一般无人能够达到；四品至五品为中品；五至九品为下品）三类。在德才与门第中，定品时一般依据后者，叫“计资定品”。所谓“状”，乃是中正官对士人德才的评语，一般只有一两句话，换句话说就是对东汉后期名士品评人物的制度化。不过我们发现，在九品中正制中间，士族的门第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参数，曹操辛苦维持的“唯才是举”的制度瞬间崩塌，并且再无回身的可能。更可悲的是，这种九品中正的察举制度又在中国运行了近四百年之久，一直到隋朝大业二年（即公元606年）用科举制代替为止。
曹操死了，他的愿景成了幻灭。当他在地下与文王相会的的时候，我不知他是哭是笑，是痛是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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