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获为什么“反叛”西蜀
有朋友在我博客留言：诸葛亮一生的最大贡献，是将南方纳入中国版图。这是不懂装懂，十分幼稚。
其实，秦汉两朝都在南中设置官吏，带去了内地的农业文明。自汉武帝以来，实行大批量“移民实边”，加深了南中与内地的交往，促进了这里的发展，南中各民族都从祖国统一中感受到和谐的好处。因之，东汉初年，南中一些部落首领纷纷要求“内属”（见《后汉书·西南夷传》，《后汉书·明帝纪》），永昌郡（今天的云南大理、保山、临沧等大片区域），都属于这类。
到政治腐败的东汉末年，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派往南中的官吏逐渐变得无法无天。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这些官吏“侵犯蛮夷”，敲骨吸髓，横征暴敛，无恶不作，以至变成欲壑难平的虎豹豺狼。他们个个“富及累世”，有的竟“富及十世”。汉安帝时，有人曾对南中官员进行调查，弹劾表章中指出：“奸贪长吏九十人”，另有黄绶小吏六十人。然而反动王朝对这些贪官污吏姑息养奸，一概给予从宽处理，不肯严明法纪安抚民心。法纪松弛助长了官吏的腐败，使得后来者更加贪婪。为了保持他们在南中的荣华富贵，不惜以重金贿赂中央权贵，永昌太守刘君世专门铸金坨贿赂中央官员。对下更巧取豪夺，彼此之间还进行攀比，竞相炫耀，中央官吏则成为他们的保护伞，他们是中央官吏财神爷。官吏是这样，皇室更贪婪。汉安帝就曾下诏，在越嶲郡（治所在今西昌市东南）和益州郡等多处建造皇家园林。
贪官的欲望无穷，民间的财力有限。当民众被盘剥欺压到无法生活的时候，反抗就成为唯一出路，以至东汉末年，反抗已无处不有，起义已此起彼伏。
中国专制王朝大多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历来把周边少数民族视为化外之民，蛮夷之邦；对他们的无奈反抗，一味沿袭“德以治中国（指中原地区），刑以威四夷”（见柳春藩《三国史话》）之策，动辄采取血腥的屠杀和镇压。结果，只能加深民族之间的对立，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东汉公元110年之后的十年间，大起义就有三次，都是以血腥镇压平息的。
三国时，隶属于蜀汉政权的南中地区，有益州郡、永昌郡、牂牁郡、越嶲郡四郡，包括今天云南、贵州和四川的凉山州、宜宾地区部分县，广西百色地区部分县。在军阀混战期间，南中少数民族被刘备捆绑上内战的战车，南方少数民族聚集地被夹在吴蜀之间，“德则其人，不德则其鹿。”（即统治者有仁爱之心，他们还能做顺民；统治者如果缺德寡恩，他们就成为被猎杀的鹿群）《左传·文公十七年》的处境更为突出。夷陵之战中，刘备派马良以利引诱武陵山区五溪少数民族首领沙摩柯出兵协助，结果受到惨重损失，致使愤怒的五溪民众将马良杀掉。刘备势力从这里退出之后，东吴趁机抢夺五溪地盘，西蜀所属的山区少数民族武装及君长，又被陆逊收编或歼灭。在这里，少数民族已经成为蜀吴两国的狩猎场，少数民族的民众，成为二者任意捕杀的猎物。
凡是人都有思想，被称为“夷蛮”的少数民族，照样有思想，有正常人正常思维。他们对被捆绑在内战战车上强烈不满，这就是西蜀南方少数民族“反叛”的根本原因。说到底，是掩盖在民族矛盾之下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刘备死后，益州郡大姓雍闿“反叛”，杀太守正昂，孙权乘机加以利用，遥封他为永昌太守。雍闿希望得到强大的东吴保护，遂将蜀汉派来的新郡守张裔抓起来送给东吴。接着，牂牁郡太守朱褒“反叛” ，越嶲郡渠帅高定响应雍闿，也随之“反叛”。除此之外，临近成都的临邛又发生将领黄元反叛。由于直接威胁着京城，且势力较小，遂派陈曶出兵及时扑灭。
诸葛亮因猇亭失败，元气尚未稍有恢复，更加之又临国丧，只得低调处理，让在当地少数民族中甚有威望的李严写信劝说雍闿。雍闿回答说：“天无二日，土无二主，今天下正朔有三（指魏、蜀、吴），远人惶惑，不知所归。”提及这一段回答，好多三国史专家都认为雍闿傲慢之极，却不曾仔细体会他们被夹在中间的艰难，被两大势力左右鱼肉的心境。
在现代中国史书上，当说到历朝历代诸如苗族、回族民众反抗专制统治时，都冠之以少数民族大起义，唯独说到西蜀南方少数民族反抗刘氏集团统治时，却冠之以叛乱。某些史学家舌头根好像安装了转轴，同一性质的事物，能用完全相反的词汇给予表达！说到底，是爱之欲使其生，恨之欲使其死的二元化道德标准在作怪。因为要继续延袭前朝的专制制度，要维护诸葛亮的完人形象，所有是非标准都得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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