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令智昏——论刘基的漏算与失误
刘基是元末明初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他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诸葛武侯。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他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于世。
刘基以自己的才学与忠诚辅佐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成就了勋业，赢得了声誉。朱元璋称赞刘基“谒朕陈情，百无不当”、“屡从征伐，睹列曜垂象每言有准”、“凡所建明，悉有成效”、“发纵指示，三军往无不克”、“运筹决胜”、“助我成功”。明正德九年（1513年）追赠刘基为太师的诰文说刘基“才称王佐，学为帝师”、“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明史·刘基传》中也有“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之说。可见刘基作为军师谋士，工于谋略，强于算计，考虑问题仔细，预测趋势准确，“专业水平”是一流的。很难相信，刘基会在谋算上犯什么大错，可是《明史·刘基传》中就记载着几件刘基因严重误算、漏算而身陷窘境的事情。那么这到底是哪几件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些事情对刘基的形象有什么影响？以下试作分析。
一、“三事求雨而不验”
洪武元年（1368年）天大旱。八月，朱元璋“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胔骸暴露；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帝纳其言，旬日仍不雨，帝怒”。
在农耕社会，生产力低下，靠天吃饭。天旱求雨是国家的大事，朱元璋主动“以旱求言”就说明他对求雨一事的高度重视。正因为事关重大，所以作为臣子要不要“言”必须谨慎，万一出言而不验，等于就是在“欺君”，那后果是严重的。再者，因为“求言”的对象是众臣，作为个体，某位官员“无言”或“不言”，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作为上策，没有绝的把握，应该选择“不言”。当时包括宰相李善长在内的大臣们都没有“言”。
刘基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学识广博，气象知识他也应该会有所了解。要预报天气，即使在今天上有气象卫星，下有大型计算机的条件下，要做到百分百无误也有难度，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刘基本事再大也不会有绝对的把握料定什么时候会下雨。象此前刘基言“斩李彬，天必雨”就没说准。当然，上次不准，并不代表这一次还不准，或许这次朱元璋“以旱求言”，刘基能够“言”出雨来，不过真能如愿那对刘基又会有什么好处？洪武元年，朱元璋已登基，天下基本已定，刘基辅佐朱元璋打天下的工作基本结束；朱元璋交待刘基以及刘基自己要为新王朝所做的奠基性工作，如卜地筑新宫，编撰《大统历》，参定律令，制定军卫法等事情也已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刘基的“使用价值”在朱元璋看来已开发利用到顶了。
凡是读史书懂历史的人都知道，此时刘基应该要学张良考虑如何低调隐退，以求自保，因为即使一次求雨成功，刘基也不可能改变“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规律和明初淮西集团势大难撼、刘基在朝堂之上难有大的作为的政治格局。从个人的安危和长远利益考虑，刘基根本就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去应对朱元璋的“以旱求言”。这些道理，刘基不会不清楚。
那么，以思维缜密著称的刘基为什么还要出“言”呢？结论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故诚意伯刘公行状》中所说的“公以天下苍生休戚为忧喜者”，悲天悯人的仁德胸怀促使刘基要“言”。就象吴元年（1367年）“请决滞狱”求雨一样，刘基求雨绝不是装神弄鬼，施什么巫术、法术，而是借求雨施“仁政”。将数万阵亡将士的遗孀置于“寡妇营”中，不许改嫁；工匠身亡，尸骸不予安葬；张士诚的降将、降吏得不到宽大处理，这些都是不道德的，有损大明王朝的形象。刘基请求朱元璋妥善处理这三件事，不论是否能求到雨，都是为朝庭计，为天下想。遗憾的是，事后大雨不至，旱情不去。朱元璋大怒了，刘基当然知道后果严重，所以，借妻丧之名，请辞回乡，朱元璋也没作挽留就照准了。虽然隔了几个月，朱元璋就诏回了刘基，但君臣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求雨之事就是使君臣生隙的重要原因之一。
洪武四年（1371）刘基致仕回青田故里。1372年，“基言瓯、括间有隙地曰谈洋，南抵闽界，为盐盗薮，方氏所由乱，请设巡检司守之。奸民弗便也。会茗洋逃军反，吏匿不以闻。基令长子琏奏其事，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挟前憾，使吏讦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
看过这段《明史》上的记录，不由让人生出感叹，刘基凭智慧能帮别人谋取天下，自己做事却出现严重的疏漏，让奸人有可乘之机，对其进行“有效”的陷害，致使俸禄被夺，晚景凄凉，最终郁郁而死。这个胡惟庸也绝对是搞阴谋的天才，颇具创造性思维，他给刘基罗织的罪状就象量体裁衣准确恰当。刘基不曾掌控兵权，退休在家又不与官府来往，不管其它闲事，诬告他贪脏枉法或现行谋反都不合适，朱元璋也不会相信。刘基懂得谶纬术数，卜地观气好象是其“专长”，说“谈洋地有王气，基图为墓”真是绝妙的创意，朱元璋听后果然就“颇为所动”。如果有人要编撰教人或防人搞阴谋的小册子，此事当以精典案例收入书中。
按《明史》的记载，刘基这次惹祸的起因似乎是奏“茗洋逃军反”“不先白中书省”，其实不然，如果刘基让刘琏“先白中书省”再奏朱元璋，胡惟庸同样也会不满，道理很简单，既已“白中书省”，又去奏报皇上，还不是对中书省不信。而就“白中书省”，不报朱元璋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明史·刘基传》记有这么件事情，洪武二年（1369）十月，朱元璋刘基“君臣论相”时，朱元璋“又问胡惟庸为何？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虽然有学者对此事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不过正史上有这样的记载至少说明刘基与胡惟庸不是“同道中人”，由于刘基“性刚嫉恶，与物多忤”，在什么地方得罪过胡惟庸，使胡惟庸心生怨恨是极有可能的。所以，“茗洋逃军反”一事只“白中书省”，胡惟庸必不会及时秉公处理，说了也等于白说，而且以胡惟庸的奸佞之性，既有“前憾”他同样会伺机诬陷的。
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是历史上最独裁的皇帝，凡事都喜欢自己管，这从杀了胡惟庸后便撤中书省和废宰相职一事就可看出。刘基当然也深知朱元璋的秉性，再说了刘基与朱元璋的“沟通交流”一向是直接的，如果“茗洋逃军反”光“白中书省”而不奏朱元璋，反而会让朱元璋生疑不悦。所以说，刘基让刘琏向朱元璋“奏其事，不先白中书省”并无不妥。刘基的失误或漏算就在于主动去管“谈洋”和“茗洋”两件事本身。
洪武四年刘基退休回家后隐居山中，饮酒弈棋，口不言功，是已做好了从此不问外事，不惹是非，安享晚年的准备。史载，当时青田县令微服来访，刘基也就“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可见其想安生过隐居日子的决心之大。在隐居期间，刘基与朱元璋还是有联系的，刘基曾两次派刘琏赴京，一次是送谢恩表感谢朱元璋让他退休，一次是送《平西蜀颂》这样的应景文章，无甚不妥；对朱元璋来信咨询，“基条答甚悉而焚其草”，做得很小心谨慎，恐留后患。如果刘基都坚持“穷则独善其身”不去管甚闲事的原则，也就不会有什么把柄让胡惟庸之流抓住了。
刘基必竟是“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之人，他曾在处州“谋括寇”，又亲历元亡明兴的过程，深知小祸会变大灾，地方治安失控，盗匪不除，叛逆不治，最终可能会导致政权的灭亡和黎民百姓因战乱而遭殃。所以，当刘基知道谈洋那块自元以来就是盐盗聚集地，入明后仍“久之不靖”时，一种保地方平安，求大明江山永固的责任感促使他不顾明哲保身、不惹是非的处世原则，毅然奏请朝廷在谈洋设立巡检司。后来，茗洋发生逃兵周广三反叛，而当地官吏隐匿不报之事，出于同样的考虑，刘基又义无返顾再次主动派刘琏向朱元璋作汇报。刘基遭到胡惟庸的诬陷完全是由刘基自己主动去管“闲事”引起的，而刘基出现这样的漏算失误的原因当然就是在做事时优先或过多考虑的是天下安危民生利益，没有为自身的安全多想。改用“利令智昏”一词来说，刘基出现这样的漏算失误不是智谋不足而是“义令智昏”。
当祸端一出，刘基为求自保，不需要顾及其它的因素，不受“杂念”干扰时，刘基的足智多谋、过人胆识就得到充分体现。刘基赴京谢罪，就居留京城，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生活，而且还不为自己作任何的辩解。因为处置得当，以滥杀功臣著称的朱元璋最终还是放过了刘基，在刘基病重之时，朱元璋还特作《御赐归老青田诏书》，遣使护送刘基还乡。虽然，刘基遭受不白之冤、俸禄被夺、困居京城，但最终能身老故乡，这又有几人能够做到。朱元璋在《御赐归老青田诏书》中也不忘对刘基“受冤”后的理性做法表示充分的肯定：“卿善为忠者，所以不辩而趋朝，一则释他人之余论，况亲君之心甚切，此可谓不洁其名者欤，恶言不出者欤。”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1、关于朱元璋的“以旱求言”和“谈洋、茗洋”之事，刘基完全可以不去应对不去理睬。朱元璋“以旱求言”是面对众臣的，刘基只是一个二品官，在他之上还有宰相等一品大员，他不去应对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妥。“谈洋、茗洋”之事，应该是各级官吏去管，刘基作为一个已致仕的闲人，完全可以不去操那份心思。
2、刘基在应对朱元璋“以旱求言”和去管“谈洋、茗洋”之事前，应该知道会有风险。老天何时下雨是不可能由人说了算的，对此刘基自然清楚。退休在家而去管官家的事情，这是一种招惹祸端的行为，也显然超越了退休后刘基既定的不管闲事、不惹是非的底线。
3、事实上，刘基去应对“以旱求言”和去管“谈洋、茗洋”之事已经惹来了大祸。因“求雨不验”激怒朱元璋刘基在朝庭呆不下去，告老还乡，又因管“谈洋、茗洋”之事被人诬陷，在家乡呆不住，赴京请罪，困居京城，最后郁郁而终。
4、刘基去“进言求雨”和管“谈洋、茗洋”之事主观动机良好，客观上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而自身却成了阴谋和误算的牺牲品。将士的遗孀问题、工匠的尸骸问题、降将降吏的待遇问题，都是平时朱元璋不愿意去妥善处理的事情，只有借求雨之名，刘基才能让朱元璋“纳其言”使事情得以圆满解决。经刘基的奏请，谈洋也设立了巡检司，茗洋叛军反的事情也得到了解决。诸事都有成果，只有刘基为“进言求雨”和管“谈洋、茗洋”之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5、驱使刘基主动去“进言求雨”和管“谈洋、茗洋”之事的原因是刘基有仁慈之心、有以德治国的理念和渴望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的政治理想。这几件事去做会有风险，很可能会给自己惹来灾祸，而且事情做成对个人来说没有多大的好处，对此刘基心里应该是清楚的。但是尽管有风险，刘基还是去做了，这原始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大义使然。
6、刘基主动去做这几件事，最能体现出他在“立德”方面的成就。刘基被称作“三不朽”伟人，但后人研究关注的主要是他在“立功”和“立言”方面的事情，专门阐述刘基“立德”的文章不多，即使有文章讲到刘基的“立德”，大凡也只提刘基在高安“发奸擿伏，不避强御”和刘基任御使中丞时“命宪司纠察诸道，弹劾无所避”，不听李善长的请求，力主“斩李彬”等事。其实，刘基在高安做县丞除暴安良是其职份，任御使中丞整肃纲纪包括“斩李彬”也是其份内事。最能体现刘基的仁德之心和其“立德”表现的，应该就是刘基主动“进言求雨”和管“谈洋、茗洋”之事。
虽然，刘基在“进言求雨”和管“谈洋、茗洋”之事上出现了误算、漏算，却丝毫不影响刘基作为智者的形象，反而能让人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古往今来，对刘基人品的评价都很高，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目的，赞颂刘基的道德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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