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相与虚君：两种内阁制拉开中西差距
“桔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此言应用广泛，可见土壤与环境对一个事物生长的决定作用。
我认为，把这句寓言用于形容政体与土壤的关系也是恰如其分的。
众所周知，现代内阁制诞生于英国，而最早的内阁制却产自中国大明王朝。英式内阁制现已经被世界很多国家采用，而大明内阁制却成为“古董”，只能进史书里瞻仰。
同称“内阁制”，为什么一个影响了世界，另一个却被扫进历史博物馆呢？
首先，这得从八百年前的朱元璋说起。自从这个开国皇帝干掉了所有手下丞相，废除了中国有着1600年历史丞相制度，就给后代皇室子孙们出了大难题——皇权没了相权威胁，但同时也失去了“职业经理人”，一切都得老板亲力亲为，纵然老板精力充沛，卧榻旁岂容他人鼾睡，但浑身是铁打得多少钉儿？
终于，抢班夺权的四儿掀了老父的锅盖。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皇帝做出重大决定，成立内阁制，一个皇权的影子机构就此诞生。
当然，大家也不必误会，或如御用史学家一般，将朱棣此举视为“开创民主”的“伟大创举”。实际上，朱棣并不比老爹开明，他开创内阁制的初衷，只是界定为皇家秘书机构，所谓首辅即内阁大学士，虽然也经常被俗称“宰辅”或者“宰相”，但实际权力比原来丞相小得多，也就相当秘书长角色。秘书在皇帝面前的话语权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后来因为皇帝的人选中少强人和成人，内阁一度成为与宦官分庭抗礼、甚至反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但因为这种制度先天不是一种分权制度、而只是一种附属和服务皇权机制，所以即便张居正这样历史上最能干的宰辅，一旦皇帝长大了能够自作主张了，他也只有将皇权“完璧归赵”、然后听天由命、死后饮恨于门生皇帝任将自己的改革成果一件件毁掉。
先天缺失导致东方内阁制只能是皇权的附属品，而诞生于十八世纪大英帝国的西方内阁制，则一出生就是个优质儿——完全是分权产物。虽然它比明朝内阁制晚三百年，但起点却超过明朝内阁制终点，直到现在，还影响着世界三分之二国家政体。
为什么英式内阁制确立的是分权而非集权制度？因为首先她从鼻祖希腊那边，沿袭了民主传统，而且，在17世纪之前，他们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一项“特产”——议会。议会起源于13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朝堂，所以英国有“议会之母”之称。17世纪末海上“做大生意”的英国中产阶层迅速崛起，以他们为主体的模范军发动“光荣革命”，推翻老国王、出台《权利法案》，使英国的国家统治机构和权力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以君主立宪为核心的英式内阁制横空出世，就此，政治成为全民权利——要符合民众利益而不是为君主个人利益而服务。
可见，东方大明“内阁制”完全是废除丞相制度后倒逼的皇家主导的管家产物，不是平民主动进取政治的结果，其核心是集权——内阁大学士不是为了与君主分权，而为君主操心、是更好地为皇权服务；而西方英式内阁制的核心则是现代政治的真谛——分权，是公众主动进取、虚化皇权的现代政治制度。两种内阁制，一个是虚相，另一个是虚君，所以，他们虽然名相同，但实质上南辕北辙，完全是两股道上的车，亦是中西政治在近代拉开差距的第一分水岭。
随后，沿袭明制的建州女真政权，对明式内阁制乐此不疲，在皇帝集权方面变本加厉，十九世纪与放飞现代内阁制的大英交手一败涂地，西方第一大国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唱起了明式内阁制的挽歌。
回顾中国历史，自从有了丞相制度，就有了所谓“君权和相权之争”，但这种“战争”大多属于文人士大夫的自恋浮夸，其实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两千年封建中国，无论是丞相还是首辅，都不可能是皇帝的对手，此间道理，就像管家和老爷斗的道理一样简单明了。
当然，虽然管家和老爷的地位亘古不变，但于权力大小而言，丞相制度比内阁制度，应该有五十步笑百步的一点自得。所以噬权如命的暴君朱元璋出现后，这种五十步优越感的相制亦被废除。“做实了”君主的朱元璋岂知，他死后三百年，世界政治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世界，无论是否保留君主，“实君”已经一去不返，民权的象征首相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实际领导人——相权在世界范围，取得了对君权决定性胜利。
往事越千年，明祖难挥鞭，世界换人间——倘若创造“杀相”纪录的朱元璋泉下有知，面对这做大做实的“相权”世界，会不会气“活”过来，从紫金山孝陵里蹦出来与全世界的首相们理论一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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