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隆中对”看战略执行的重要性
诸葛亮的“隆中对”可谓千古名篇。刘备在北方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无法立足。不得已，只好投靠刘表，寄居新野。经过徐庶的推荐，他去襄阳隆中拜访诸葛亮，“凡三往，乃见”。
在这次隆中会晤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的大势，提出了以下几个思路：
一、东联孙权，“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二、占据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
三、占据益州，“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四、荆州、益州出兵以争天下，“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从此，“隆中对”成为蜀汉集团的战略纲领。而刘备集团也在隆中对的指导下，东联孙权，有了赤壁之战的胜利，从而赢得了喘息之机。又占据荆州南边四郡，后又从东吴手中“借”得南郡，从而有了立足之地。西取益州后，又和曹操在争取汉中的战役中取胜。
此时，刘备集团已经完成了隆中对的第二、第三步，剩下的最后一步，就是从荆、益出兵，取得天下了。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三国志。关羽传》
“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三国志。关羽传》
关羽的北方攻势，先是大胜，有水淹七军之威，又降服的魏五子良将之一的于禁
而北方此时什么局势呢？不满曹操的人争相起义，“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操甚至想迁都以避关羽的锋锐。
可惜，好景不长。曹操集团看出了孙权和关羽的矛盾，暗结孙权。而吕蒙袭取荆州，断了关羽的后路，“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关羽身死，而荆州丢失，而又引发了后来的刘备伐吴，两弱相争，一强得利。关羽的败亡，不仅使得隆中对的最后一步成为泡影，还敲响了蜀汉灭亡的第一声丧钟！
关羽之败，原因在于其陷于两线作战的态势，而关羽本人并没有察觉。
而今人分析关羽的败亡，往往把责任推向“隆中对”，认为隆中对有本质的缺陷。他们认为，孙、刘两家都对荆州有必得之心，从而两家在荆州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诸葛亮，及其“隆中对”，应该为关羽的败亡负责。
那么，事实是如此吗？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战略，以及战略执行的关系呢？
在“隆中对”提出的约四百年前，张良在彭城之败后为刘邦提出下邑之谋。
“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史记。留侯世家》
张良提出，要英布、彭越、韩信三人独当一面的战略。而韩信在破魏后，又进一步完善了张良的思路，提出大迂回包围项羽方的战略预想，“愿益兵三万人，臣请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汉书。韩彭英卢吴传》）
“隆中对”和“下邑之谋”，都是在对天下大势、敌我实力对比分析后，所提出的良谋。但是，这个战略预想，在实现之前，只能称为“纸上谈兵”。
一个好的战略，是否一定可以实现？如果最终实现此战略，那么，此战略就是好的？如果不能实现此战略，这个战略一定有其缺陷？如果是这种思路，是否有以果推因之嫌？
韩信北方战线的开辟，从汉二年八月的破魏之战，到汉四年十一月的潍水之战，在一年零四个月中（汉历以十月为岁首），对北方战场以摧枯拉朽之势，完成了开始的战略预想。
其中，韩信的战略执行力非常重要。试想，如果没有韩信，换当时的任何另外一个将领，也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开辟北方战场，取得对项羽的战略大包围。
这也是萧何推荐韩信的真意，“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史记。淮阴侯列传》）
让我们回到“隆中对”。那么，孙刘两家是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孙权是否对荆州志在必得？两家有没有合作的基础？
其实，东吴内部一直有着路线之争。以周瑜、吕蒙为代表的“二分策”，即占据长江以南，和曹操南北对峙。“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日：“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戚操，北方可图也。”（《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
而以鲁肃为代表的联刘派，是东吴内部最能体会“隆中对”真意的人。隆中对提出了两弱联合，进攻一强的方针。只有这样，才可能求存，求发展。如果两弱相争，那么，只能彼此互相消弱，弱者愈弱，强者愈强。所以，联刘派将眼光放在了豫州、徐州。如果打开了豫州、徐州，那么，就为东吴的北方攻略打开了缺口。如建安二十年的孙权进攻合肥；后来蜀汉的北伐，东吴几次配合进攻合肥，就是豫徐战略的体现。
要理解为何“隆中对”不是悖论，就必须理解东吴的路线之争。孙权其实就是机会主义者，没有什么固定的战略，所以，关羽的强硬僵化政策只能使孙权向周瑜、吕蒙的二分策倾斜。
让我们看看关羽在执行“隆中对”的失误。关羽的性格有很大的缺陷，一向“刚而自矜”。在诸葛亮入川后，成为荆州的最高统帅。而刘备“假节钺”后，更有了征伐之权。
可是，关羽一向对东吴采用强硬外交政策，违背了诸葛亮“联吴”的方针。
“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三国志。关羽传》
“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讬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
关羽据婚在前，而为了解决俘虏的口粮问题，“擅取湘关米”。这样的政策，只能让孙权心生疑虑，向周瑜、吕蒙的二分策倾斜。
其实，孙权能把把南郡（荆州治所）借给刘备，就说明了孙权不是二分策的拥护者。
有人说周瑜在时，没有借南郡，没错。但即使是二分策的周瑜，仍然“分南岸地以给备”。
“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
但周瑜死后，情况就不同了。
“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从权借荆州数郡。”
这更说明了东吴内部的路线之争。如果东吴对荆州这么志在必得，这么忌惮刘备在上游，就根本不会把荆州借给刘备。
具体来说，刘备委之“假节钺”后，关羽成为独当一面的荆州统帅。关羽的执行力的欠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羽没有做好“联吴”的外交的工作。“孙子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作为一个统帅，就必须考虑外交的工作，尤其是“隆中对”明确提出的“联吴”方针。
二、关羽缺乏对整体北伐战役的把握。在和东吴外交僵化的情况下，关羽决定北伐（没有史料说刘备让其北伐）。关羽被“假节钺”，有了征伐之权，他可以独立决定北伐的时机和度。
水淹七军后，北伐已经给曹魏很大的震动了。作为一个统帅，关做出如下的错误判断：
(一)关羽会很快地攻下襄阳。
(二)即使关羽对东吴挑衅，东吴也不敢出兵；或者，即使出兵，自己也不怕。
关羽做出了抽调荆州兵北上攻襄阳的决策，而没有考虑到其他可能。这是对整体战局的把握（有无二线作战的问题）。其实，即使关羽已经和孙吴交恶，只要他掌握这个“度”，从襄阳撤退，那么，他仍然不会失去荆州，以后刘备集团仍然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孙吴交好。
所以，关羽的战略执行力的欠缺，直接导致了自己的败亡与荆州的失陷，并间接引发了两弱相争，强者愈强的夷陵之战。
从此，“隆中对”的最后一步，终成画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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