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梦悠悠?记我的父亲孙犁
父亲爱看戏肯定受我奶奶影响。我奶奶爱看戏。 离我们老家东聊城三里远的子文镇，每年春秋都有两次庙会搭棚唱戏，我奶奶特别爱带孩子和乡亲们一起去赶集看戏。有一年，她领着十来岁的我大姐去子文庙会，正看得入迷，天上突然飞来了敌机，人群大乱，四处狂奔，竟把我大姐挤倒跌伤，让我奶奶又生气又心疼。奶奶身板儿结实，腰身挺拔，说起话来嗓门又高又亮堂，她站在村北喊我姐，村南都能听得见。我父亲后来爱唱上几口儿，且声音韵味不错底气足还有难得的“流水之音”，就是得益于我奶奶。 父亲在安国县县城读高小时，能双手写梅花篆的爷爷，送给他一本厚厚的《京剧大观》，父亲觉得那里头有许多自己讲不出来的做人道理。 父亲看戏最多的时候，是年轻时在北平流浪的那三年。８０岁时，父亲躺在病床上，不无幽默地回忆道：“那时，我在市政府路务局当个文书，坐板凳，大小是个‘官’；写了一首诗得了五角钱，大小是个‘诗人’。很知足。”“大褂没色了，自己在屋子里染一染，被面是用四块布拼起来的。” 那时候，富连成和中华戏剧学校小班演出的京剧，成了父亲厌恶官场、彷徨孤独生活中的安慰，看书则是他漂泊无定写作失意时的精神寄托。 有些年，父亲也很喜欢唱戏。在行军路上，在乡间小学中，在延安窑洞里，在出访苏联时，他都喊过唱过激动过抒发过快乐过宣泄过。他唱京剧也唱河北梆子，唱老生也唱青衣。战友方纪、冯牧都给他操过琴、伴过奏。住在多伦道２１６号跨院后楼和前院平台上的日子，是父亲与母亲婚后聚少离多生活比较安定的一段时光。记忆中，父亲带我母亲去中国大戏院看过三次戏（那时家中常有赠券）。一次是梅兰芳来津演出的《宇宙锋》；一次是李世济主演的《陈三两爬堂》；一次是程正泰、林玉梅合演的《红鬃烈马》。看这几场戏是父母生活中难得的大事，看过之后，母亲兴奋了好几天。 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父亲也很喜欢听戏。住在山西路５５号时，他进进出出都哼着戏，下班回到家就凑近电匣子侧耳细听。搬到大院后，除了买书不爱上街买东西的他，居然去百货公司买了一台上海红灯牌带电转儿的两用收音机，在因写《铁木前传》用脑过度累病之前，父亲最爱用留声机听叶盛兰、荀慧生的《大英杰烈传》（即《铁弓缘》）中的一出《打铁下山》，出于童年看乡戏根深蒂固的影响，对能反串小生的花旦戏，他是情有独钟。他取唱片时如同取书，小心翼翼，轻拿轻放。有时为了调剂脑子，他就去院子里散会儿步，嗓子里也总是哼着戏段儿，也称得上“曲不离口”呢！ 那时，我是一个无忧无虑快乐的小姑娘。放学回家，常见父母坐在前屋说闲话儿，回忆乡间旧事。有时父亲也给我母亲讲几句诗词，只可惜那时我年纪小，对戏知之甚微，父亲的精辟见解，顺着耳朵就跑掉了。但是父亲与我有过几次关于戏曲知识的简短交流，至今还记得。 有一天晚上，黑灯瞎火，我去南市看完京剧《勘玉钏》走回家，父母还在给我等门。父亲问是谁主演的？我告诉他是罗慧兰，一人饰两角儿，前饰“小姐”，后饰“妹妹”。父亲饶有兴致地说：“是那种演法。”还有一次，我看的是宋德珠的武旦戏，父亲告诉我那是“四小名旦”之一。 有一天，父亲拿着一张粉红色请柬问我：“小玲，你说这个‘假’字是什么意思呀？”我看了看，上面是“兹定于某月某日假中国大戏院由林玉梅程正泰演出全本＜红鬃烈马＞，恭请光临。”我愣了愣，答不上来，父亲笑了，说：“‘假’是‘借’的意思啊！就是借用中国大戏院这个地方演戏啊！”那时他不爱过问我的功课成绩，偶尔倒爱提个文学小问题考考我。像“浪里白条”是谁，“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出处，《聊斋志异》里哪个狐狸精最爱笑，怡红院里某个小丫头的名字叫什么。 “文革”开始后，父亲成了“黑作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大院一片混乱之中，那些带着精美戏剧人物头像的老唱片和其他东西一块儿被抄走，父亲噩梦缠身，戏梦、文学梦被无情摧毁。 十年动乱后，父亲又重新握笔，不知不觉，两鬓染雪，戏梦重来。他写了《戏的梦》、《戏的续梦》。写了最具情感的《亡人逸事》，写了黄城戏台下的相亲，写了梳着大辫子的我母亲见到他时的惊鸿一瞥……他又开始听半导体，听评书大鼓，也听京剧名段，午睡后，他独自坐着小板凳，看一会儿电视里的节目，赶上有好戏，自然是细细品味，默默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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