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良唱片(1922-1942)粗考
（作者：黎师乾）数年前写过一篇关于马连良唱片的文章，由于资料搜集有限，只写到1931年就“搁车”了。随着数年来查阅近代文献的积累，本着旧文的体例，对前文的一些内容及后期唱片的灌制情况，作些简单的修正与罗列，真谈不上所谓“考据”的，就算是个完篇吧，悬挂心头很久的了。
1922年
本年马连良首次灌制唱片，在上海为法商百代唱片公司灌制钻针唱片六张。1922年3月2日到6月30日，马连良应亦舞台之聘首次赴上海演出，先后与白牡丹（荀慧生）、绿牡丹（黄玉麟）、小杨月楼（杨慧侬）合作演出，挂头牌。根据上海《申报》百代唱片公司新片发行广告，1922年7月发行三张：《清官册》（审潘洪）头二段、《南天门》《定军山》（斩渊）合一张、《对金瓶》头二段；1923年1月发行三张：《珠帘寨》头二段、《开山府》头二段、《借东风》《天雷报》合一张，合计六张，从唱片编号来看，都是同期录制的。此期唱片具体录制于哪一天，尚未发现确切资料，但大致时间可以推测。据上海《申报》报道，荀慧生同年5月22日由丁悚（慕琴）介绍，在百代公司灌制蜡筒六个，其中《樊江关》唱片模板号为33545，和马连良的《清官册》唱片（编号335361-2）隔着不远，其间缺号部分应是孟鸿茂、荀慧生的几张唱片。百代公司是按照唱片录制时间顺序来编号的（这可以从其他相关报道进行印证），由此推断，此期唱片的灌制时间，不会晚于1922年5月22日。再从灌片剧目来看，其中连台本戏《对金瓶》（马连良饰大嗓小生韩文瑞，以念白、做工为主）初演于4月14日，最后一场是5月14日，共演十五场，是此次在沪演出频率最多的一出本戏。从唱片公司角度出发，一个初次来沪的青年老生灌制唱片，总要选择一些比较脍炙人口的剧目，故此期唱片录制时间应在《对金瓶》演出之后，而且孟茂的唱片，也应该是同时灌制的。关于此期唱片场面人员的说法很多，今据1922年2月26日《顺天时报》、3月21日上海《新闻报》报道，马连良这次南下，琴师是胡素卿（字子元，外号老七，胡素仙之弟），鼓师是律凤山（号奎官，原工丑，此前为孙菊仙打鼓，曾拜鲍桂山为师，后为高庆奎打鼓），则此期唱片主要场面人员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至于报片人，前人曾言为马连良的六叔沛霖先生（官称马老六），姑存待考。
1923年
本年在上海为中国留声机器公司（上海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前身）灌制钢针唱片三张。上海《申报》1923年10月6日报道：年来留声机之营业大佳，本埠某巨商等有鉴与此，集资五十万元，组织中国留声机器公司，筹备已久，惟尚未发表。而内部进行，甚形迅速，刻正罗致名伶收音制片，闻已收者，除小杨月楼之《白门楼》及《黛玉葬花》等大宗唱片外，近又收得马连良之《庆顶珠》、《南天门》、《骂曹》、《珠帘寨》云云。这是华人资本从日本人手中接盘后，关于中国公司第一次录音的报道。1923年2月16日到5月28日，马连良第二次赴沪演出，6月上旬回到北京，唱片在上海演出期间录制是无疑的。关于此期唱片到底录制几张，说法很多。今据1928年版《剧词汇编》（上海）及1930年1月25日《申报》大中华唱片公司启示《马连良乃大中华之开国元勋大中华亦马连良之艺术良友》的有关记载，本期共灌制钢针唱片三张：《打鼓骂曹》《打渔杀家》合一张，《南天门》《琼林宴》合一张，《珠帘寨》头二段合一张，琴师胡素卿，鼓师律凤山，具体发行时间未详。1924年
本年在上海为上海谋得利洋行灌制唱片五张，为新法收录之钢针唱片。上海谋得利洋行系美国胜利唱机公司代理商，经营物克多（Victor）及物克挫拉（Victrola）牌子唱片，同时也在国内组织录音，曾为孙菊仙录制过《骂杨广》、《朱砂痣》等三张十二寸大唱片。根据上海《申报》1924年8月12日梅花馆主（郑子褒）文章《谋得利唱片收音记》，可知此期唱片是在上海灌制的，但没有明确提及具体灌制时间。马连良于1924年2月第三次赴沪，出演于亦舞台，5月17日辍演赴南京，5月21日至7月27日在南京下关花园饭店大戏院登台，先后与琴雪芳、何雅秋合作。根据《顺天时报》1924年8月3日报道，马连良是由上海启程回北京，所以7月底在上海灌制唱片的可能性较大。根据Z芹先生提供的HarryO.Sooy的文章《MemoirofmyCareeratVictorTalkingMachineCompany》，其中提及胜利公司于1924年6月24日由旧金山出发赴远东地区收录唱片，第一站是上海，而后天津、北京、香港、广东、法属印度支那，于次年的6月10日回到美国。由此可以印证上述推断是成立的。1925年3月16日上海《申报》有篇关于谋得利唱片的新闻报道：谋得利新收唱片样品已到，约百余张，其中马连良五张云云。今据谋得利唱片发行广告确定四张：《甘露寺》《王佐断臂》合一张、《战樊城》《定军山》合一张、《打棍出箱》《宝莲灯》合一张、《击鼓骂曹》《连营寨》合一张；根据Z芹先生提供的唱片实物资料，另一张唱片是《御碑亭》《打渔杀家》合一张，主要场面人员仍为胡素卿和律凤山，录音地点在大东旅社。这次出演亦舞台，排了出新本戏《新甘露寺》，前面增加了乔国老那段著名的“流水”，还首次连赶乔玄、鲁肃两个脚色，所以特意灌了一面唱片，唱片记录了这个唱段最初的面貌，颇具史料价值，也是给他自己留的一个纪念品。由于蜡筒须送往美国制片，然后运回国内发行，时间跨度很长，所以此期唱片于1925年9月在上海开始发行，首发片为《定军山》《战樊城》合一张（1929年10月上海胜利唱机公司曾把《定军山》《战樊城》合一张与《甘露寺》《王佐断臂》合一张再版发行），陆续发行到1926年6月。1925年
本年在上海为高亭留声唱机公司（高亭华行）灌制钻针唱片四张半，时高亭公司已采用德国最新录音技术，母片已由蜡筒改为蜡片。据《申报》及《金刚钻报》报道，甬商徐乾麟之子徐小麟，于1925年6月集资接办高亭华行，组建高亭留声唱机公司，并于当年10月8日离沪赴京收音。1925年9月18日到10月25日，马连良第四次赴沪演出，在沪杭共舞台登台，与徐碧云、萧长华合作。据《大报》9月30日报道，徐碧云、萧长华受徐小麟邀请，在9月29日分别为高亭公司灌制了《刺汤》、《御碑亭》、《女起解》、《连升店》等唱片。上述唱片编号为TEB41-50，与马连良《四进士》《祭泸江》唱片编号（TEB51-52）相连，而高亭唱片编号也是严格按录制时间排序的（同样可以通过其他灌片报道进行印证），所以此期唱片录制时间应在9月30日至10月8的上海演出期内。根据发行广告，此期共录制钻针唱片四张半：《四进士》《祭泸江》合一张、《审头》《刺汤》合一张、《雍凉关》头二段一张、《清官册》头二段一张、《珠帘寨》《奇冤报》（言菊朋）合一张。据《顺天时报》报道，从1925年1月24日（乙丑年正月）起，鼓师律凤山被辞退，改聘方富元，故此期唱片琴师仍为胡素卿，鼓师应是方富元。这次灌的《祭泸江》是全本《化外奇缘》里的一折，是清逸居士（溥绪）根据昆腔老本《龙凤巾》翻成皮黄的，并由蔡荣贵根据旧本，增添了“祭泸江”一场的唱儿。当时“招亲”、“出世”戏风行，原打算叫《关索招亲》，最后定名为《化外奇缘》，1925年4月4日白天首演于华乐戏院，是和胜社（朱琴心）重点排的一出戏，马连良扮演诸葛亮，带改良道冠、披头，还唱五音联弹，很是热闹。虽然马连良扮演主角，但这是个群戏，有马派风格的角色而非完整意义上的马派剧目。1929年底，又重新整理，易名为全部《祭泸江》，就改以孔明为主了。由于高亭公司唱片均在德国制版，通过海运来往，所以此期唱片于1926年5月开始发行，首张为《珠帘寨》。其中《审头》一面唱片中汤勤有几句念白，并非马富禄扮演，因为这时候二人尚未同班演出，更非萧长华，声音不像，应该是场面人员搭的架子。1928年
本年在北京为上海胜利唱机公司灌制钢针唱片三张。美国胜利唱机公司（VictortalkingmachineCo.）在华行销唱片最早，一般称呼为物克多公司，原由英商谋得利洋行代理，1928年春，美国胜利唱机公司在沪设立办事处，同年6月，委派钟少卿赴京收取名伶录音。根据《顺天时报》1928年6月25日报道，钟少卿赴京录音是由天津分公司华人经理徐步云陪同，录音技师为美国人鲍庭，接洽灌片的中间人是郭仲衡。这次胜利公司的片酬采取版税制，不象百代、高亭那样事先支付酬金，而是签订合同，每出售一张唱片提版税一角。这种国外普遍的付酬方法，许多演员无法接受，认为“殊有未当”，像梅兰芳、余叔岩、尚小云等人，均未同意录音（梅后来还是同意了），中途收音机器又发生损坏，所以进展比较缓慢。根据《申报》1929年10月2日报道及胜利公司第一期新片广告，此次胜利公司灌片，马连良共灌制三张唱片：《哭刘表》《青风亭》合一张、《鸿门宴》《宫门带》合一张、《白蟒台》《火牛阵》合一张。关于此期唱片的具体录制时间，未见有关报道，根据《顺天时报》、《京报》、《小日报》关于龚云甫、高庆奎、徐碧云、荀慧生灌制唱片的消息，以及程艳秋9月26日离京赴沪演出、谭小培谭富英父子随梅兰芳10月17日离京赴香港演出的有关报道（程、谭此次均在胜利灌片），可以推知胜利公司灌片时间集中在9、10月份，此时马连良正在北京演出，应该就是这个时间段里录制的。1929年9月美国胜利唱机公司在华办事处改组为上海胜利唱机公司（VictortalkingmachineCo.ofChina），正式在华独立从事HMV商标唱片的录制和发行事务，在上海东亚酒楼召开了盛大的新片发布会，1929年10月胜利唱片第一期开始发行，包括以上三张唱片。关于此期唱片场面人员，综合《小日报》1928年4月3日报道及《戏剧月刊》1928年十月号徐筱汀文章，大致情况是：1928年4月，马连良与黄桂秋、郝寿臣、王长林等人赴上海，出演丹桂第一台，琴师仍是胡素卿，鼓师已改聘乔玉泉。乔玉泉是春福社成立（1927年6月）后，才正式成为马连良专职鼓师的，春福社（1927年6月-1928年6月）是陈春龄（蔡荣贵女婿）起头组的班，由马连良挂头牌，这是他独立挑班生涯的开始，为了气象一新，一战成功，从配角、场面到打泡戏，都经过了精心组织。这次灌的六出戏都是马连良当时旧戏重排的重点剧目，都是深具“马派”特色的新本戏，而唱片是最好的传递“新声”的宣传媒介。《鸿门宴》，是吴幻荪为郝寿臣打的本子，花脸的活儿比较重，1928年1月8日白天首演于北京华乐戏院（春福社），总共演了三场（其中一场在上海），由于老生的活儿轻，以后就没再演出过。《青风亭》，1928年8月26日白天首演于北京中和戏院（扶春社），是从“产子”开始的完整本戏，本子是从济南老伶工孙永才那里得来的，重新整理后排演，与王幼卿、王长林合作。《宫门带》，是马连良早期频繁演出的一出单头戏，从坐科开始他就扮演遂良，只演“十道本”一折，和胜社时期，曾准备与张春彦合作，将全部《宫门带》排演完整，后面再演李渊，由于张春彦辞班而未予实现。他第一次演李渊，是在上海的天蟾舞台，时间是1927年3月6日，由周信芳扮演遂良。马连良排演新剧有个特点，很多是在上海或天津露演，先看看反响，然后听取意见，修正改订，然后再在北京演出，然后再听取意见，不断修改，日益完善，当时的戏报广告对此也有所反映。这出《宫门带》再次修改编排，定名为全部《十道本》，前后分饰两个角色，1929年10月20日白天，首演于华乐园（扶春社）。《火牛阵》，也是1927年3月12日与周信芳合作，首演于上海天蟾舞台的，那时叫《复齐邦巧设火牛阵》，北京是1927年12月4日白天，在华乐园（春福社）首演，这是他花了钱买来的旧本子，再请人删润整理的。《哭刘表》，就是全本《汉阳院》里的一折，当时的戏报都要加一句，所谓“准代哭刘表”，其中刘备一角是当年贾洪林的名作。此前，马连良曾陪杨瑞亭、孙毓坤、俞振庭、尚和玉、周瑞安、杨小楼等人扮演其中“长坂坡”一折的刘备，春福社时期排了全本，改名叫《汉阳院》，也就是把几个折子串起来演，由尚和玉配赵云，马春樵配关公，成为一出以老生为主的戏了。《白蟒台》，马连良以前只演“云台观”一折，是蔡荣贵传授的，1919年7月14日初演于广和楼，春福社时期重新翻排，前面代《取洛阳》，成为一出较为完整的本戏，是早中期马连良常川演出、极受欢迎的一出戏。1933年，又由清逸居士、关仲莹重新整理，把前面的《取洛阳》去掉，新添“王莽郊天”“大战巨无霸”等场戏，按古制考订创作了衮冕行头，唱念做并重，取名为《新白蟒台》，1933年12月16日首演于天津明星大戏院。这六出戏都是讲述完整故事情节的本戏，不再是所谓“酱汁中段”的零碎折头了，而且他很早就致力于剧本的搜集和整理，包括秦腔、梆子以及乡土戏班的传统剧目，象《广泰庄》、《反五侯》、《青风亭》，以及后来的《春秋笔》、《串龙珠》都是，这些都是马派剧目的特点、优点，是其戏剧理念的重要体现。他演这些戏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变化重新进行整理，包括场次调度和词句修订等，而且在唱腔、念白、字眼、服装、道具方面都进行了“马连良式”的革新，符合潮流、雅俗共赏、通俗易懂，非常吸引观众的眼球和兴趣。这些革新被当时的一些保守派抨击为“旧戏里掺新鲜花样”，是“该打”的，但徐凌霄先生却始终支持他的这种革新和进步，不时著文表扬鼓励他，称赞他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是个真正的戏剧演员。由此可见，这期唱片内容和前几期已经截然不同了，都属于“独树一帜”的马派剧目，称之为马派艺术确立的历史性标志，应该是合适的。1929年
本年分别在北京为上海蓓开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五张半，在上海为上海开明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七张。蓓开唱片公司是德国人企业，原来叫璧架公司，以粤片为主。蓓开组建于1928年春，最初欲聘请丁悚（慕琴）负责有关录音事宜，丁因事务繁忙，推荐郑子褒担任。郑子褒，别署梅花馆主，上海著名文化人，与伶界关系密切，1924年谋得利洋行收录名伶唱片，他是主要策划人之一。1931年8月因担任上海长城唱片公司发起人引起德国人不满，愤而辞职。蓓开公司虽成立较早，但实际开始录音工作是在当年的11月。根据《大报》、《大晶报》等有关报道，1929年初（旧历戊辰腊月），华人经理田天放（金履）与郑子褒去北京收音，到2月下旬结束，录音地点设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由于马连良1928年5月结束上海丹桂第一台的演出，回到北京后，直到1929年11月，再赴上海演出，故此期唱片的录制地点在北京。综合有关报道，现存蓓开唱片模版目录中，从票友朱文玉（女）、梅兰芳一直到程玉菁，都是蓓开公司组建后第一批录制的唱片（编号90001-91059），其中言菊朋、徐碧云、裘桂仙、卧云居士、陈德霖、杨小楼、荀慧生、马富禄、马连良是此次在北京灌制的（编号90042-90152），其他如梅兰芳、姜妙香、王凤卿、谭小培、谭富英、金少山、杨宝森、潘雪艳、贯大元、程艳秋等，均在上海灌制。其中荀慧生、马富禄是在1929年2月8日（戊辰腊月二十九日）灌制的，与马连良唱片编号相连，中间缺号应是曲艺节目，据此推测，马连良此期唱片灌制时间应是2月中旬。蓓开公司的唱片均在德国制片，从上海运香港报关出口，然后再运回国内销售，往返一般半年，而且是分期制作，故马连良此期唱片共分五期发行，其顺序如下：《一捧雪》头二段、《焚绵山》《汉阳院》合一张（1929年10月）、《朱砂井》头二段（1930年1月）、《大红袍》《甘露寺》合一张（1930年4月）、《广泰庄》头二段（1930年7月）、《夜审潘洪》（与王又宸《御碑亭》合一张），1931年3月），共计钢针唱片五张半。蓓开唱片的报片人分别是蔡荣贵与马连良本人，特别标明“民国十八年”，同年徐凌霄先生在《京报》发表文章，提出老生“三贤”：马连良、高庆奎、余叔岩，马连良名列第一，马派艺术的鼎盛时代开始了，这是他努力奋进的结果，值得后人思考。此时马连良与陈春龄合组扶春社（1928年8月-1929年6月），以其郡望扶风与陈春龄之“春”字取名，琴师仍聘胡素卿，鼓师乔玉泉。其中《大红袍》一剧是扶春社时期重点排演的一出戏，于1928年12月15日（头二本）、16日（三四本）、1929年1月27日（五六七八本）白天，首演于中和戏院，以王幼卿扮演冯莲芳。这戏最早名《五彩舆》，1916年12月富连成社在广和楼排前部《五彩舆》（一至五本），马连良扮海瑞，1917年8月排演全本，由于马连良已赴福州演出，改由曹连孝扮演，后来马连良重返富连成社，1919年1月12日，富连成社再排全本《五彩舆》时，仍由马连良扮演各本的海瑞。这个角色早年是王九龄和贾洪林的杰作，马连良1916年首演时便有“做工逼近洪林，道白神气颇为动听”的赞誉。扶春社时期，马连良根据旧本，将原来头绪纷杂，场子琐碎的地方进行删改，在蔡荣贵和王瑶卿的指导下重新排演，并添置了新行头，定剧名为《大红袍》，加上嗓音浏亮甜美，做工传神逼真，行头古雅精致，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舆论口碑甚好。除此剧为当年新排演剧目外，他如《广泰庄》（由秦腔翻演，1925年2月8日白天首演于华乐园）、《焚绵山》（1927年11月10日白天首演于华乐园）、《夜审潘洪》（从前演出均不代后面的“阴审”）、《朱砂井》（据孙小华的秦腔旧本改编）、《一捧雪》（将“过府”、“搜杯”、“替主”、“审头”、“刺汤”等单头贯穿起来，前后分饰莫成、陆炳两个脚色）等，和1928年为胜利公司灌制的剧目一样，都属于“改良重排”的新本戏。上海开明唱片公司创办于1929年4月，根据1929年4月26日《罗宾汉》及1930年2月27日《大晶报》、3月30日《申报》有关报道，当时唱片公司须事先收录唱片到法定数量（二百张），才能设立公司。因此开明唱片公司直到1930年2月才正式成立，其唱片由瑞（士）商瑞康洋行总发行，技术及技师都是美国的，由美国白伦司维克（Brunswick）唱片厂制片，所以这家中瑞合资的唱片公司在广告上称自己是为“美国开明唱片公司”。“开明”这个名字是上海评剧家徐慕云起的，徐从高亭转到开明，负责收音工作，旋即离去，由评剧家刘豁公继任。1929年11月12日至1930年1月18日，马连良受聘出演于上海荣记大舞台，这是他第八次赴上海演出。12月17日应开明公司之请，灌片七张，分两天灌制。按照发行顺序依次为：《青梅煮酒论英雄》头二段一张、《白蟒台》《火烧藤甲》合一张、《哭周瑜》《舌战群儒》合一张、《十道本》《男起解》合一张（以上四张1930年6月1日发行）、《马义救主》《阳平关》合一张、《武乡侯》头二段一张（以上二张1930年9月8日发行）、《三顾茅庐》《黑驴告状》合一张（1931年1月21日发行）。根据12月18日《大晶报》报道，原计划灌制《除三害》一张，后改为《青梅煮酒论英雄》一张。这是件遗憾的事情，因为《除三害》是扶春社时期的重点剧目，那时叫《应天球》，是从王F升帐、失球、训子开始的整本大戏，1929年1月20日白天首演于中和戏院，以后很少再演出，1939年2月袁世海搭扶风社，根据翁偶虹的提议，两人又合演了一回，很受好评，还在电台来了一次广播清唱。扶春社于1929年9月4日改组为扶荣社（1929年9月-1930年6月），由马连良和荣蝶仙合组。根据1929年9月6日《大晶报》报道，合组扶荣社时，琴师改聘赵桂元。此次赴沪出演大舞台，即携赵桂元、乔玉泉南来，故开明唱片的琴师为赵桂元，鼓师为乔玉泉。赵桂元和胡素卿都是老生改场面，胡是贾立川的徒弟，辞班后为坤角刘又萱操琴。赵是徐德增的徒弟，艺名小桂元，此前先后为王又宸、朱琴心、黄桂秋操琴。和胜社（124-1925）、春福社（1927-1928）、扶春社（1928-1929）时期，马连良与朱琴心、黄桂秋合作排了许多戏，1928年4月春福社搭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时，赵桂元即是黄桂秋的琴师，对马连良的唱腔路数比较熟悉，这是马连良挑选他的原因。1930年
本年在上海为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六张，在北京为亚尔西爱胜利公司灌制钢针唱片六张。马连良出演上海荣记大舞台期间，先后与胡碧兰、梅兰芳同台演出，轰动一时，与1928年的铩羽而归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在此期间，上海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经理王寿臣、徐冀请票友谢葆生为介，以万金代价，请马连良灌唱片。据1930年1月9日《大晶报》、1月14日《申报》报道：1月9日午夜，马连良在大舞台结束《盗宗卷》演出后，与马富禄、于莲仙一起驱车赶往提蓝桥大连湾路701号（今大连路惠民路）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录音。这三人在科班时最友好，于莲仙又长期在上海搭班演出，这次灌制唱片也是一种友谊的纪念吧。大中华公司刚从英国BBC购入新式录音设备，马连良首当其选，所以大中华公司的广告说自己是“马连良之艺术良友”。这时马连良嗓子已复元，高音浏亮，为防止炸音，根据友人建议，离录音筒一定距离，并略微降低调门，以求圆满。这此共灌制钢针唱片六张：《天雷报》一张（马富禄合）、《六出祁山》一张、《乌龙院》《磐河战》合一张、《断臂说书》《白蟒台》合一张、《骂曹》《取南郡》合一张、《珠帘寨》《马义救主》合一张，琴师赵桂元，鼓师乔玉泉。马富禄灌了《扫地挂画》、《断臂说书》各一面，与于莲仙合灌《小放牛》一张。录制完成即能试听样片，双方极为满意。大中华公司自己能够制片，以上唱片于1930年1月25日开始发行，可谓神速了。美国胜利唱机公司1929年10月根据美国地区合作协定，被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收购，改组为RCA胜利公司，当时上海胜利唱机公司（VictortalkingmachineCo.ofChina）在1930年早几期的唱片广告上均注明“美国无线电胜利唱机合组公司”，直到1930年7月5日才发布紧急启事，宣布改名为亚尔西爱胜利公司（RCAVictorCo.ofChina），上海胜利唱机公司1930年5月份以后灌录的唱片开始以RCAVictorcom.ofChina为名发行（实际上有点混乱，比如1935年发行的言菊朋《捉放曹》，片心还是注明VictortalkingmachineCo.ofChina）。亚尔西爱胜利公司1930年5月由评剧家徐慕云负责，去北京、天津收灌戏曲、曲艺节目，此时马连良已经回到北京，再组扶荣社，出演于中和戏院。根据5月31日《全民报》报道，马连良于5月30日为胜利公司灌制唱片，根据发行广告，此期胜利唱片共计六张，分五期发行，按发行顺序依次为：《夜审潘洪》《三顾茅庐》合一张（1930年9月发行）、《斩郑文》《青风亭》合一张（1930年10月发行）、《洪羊洞》《龙虎斗》合一张（1930年10月发行）、《草船借箭》《讨荆州》合一张（1930年12月发行）、《奇冤报》头二段（1931年3月发行）、《秋胡戏妻》《渭水河》合一张（1931年9月发行），琴师赵桂元，鼓师乔玉泉。由于胜利公司唱片编号是按照唱片发行时间先后排序，不象百代、高亭公司那样，根据录音时间先后编号，所以此期马片存在同次录音而编号不连续的现象，这在尚小云、郝寿臣、荀慧生、王芸芳、王华甫、林树森等人的胜利唱片上同样存在。比如尚小云唱片（1930年5月灌制）分四期发行（1930年9、10、12月、1931年3月），郝寿臣唱片（1930年5月灌制）分三期发行（1930年9、10、12月），荀慧生唱片（1930年5月灌制）分三期发行（1930年10、12、1931年3月），王芸芳唱片（1930年7月2日灌制）分四期发行（1930年10、1931年3、9月、1932年1月），王华甫的《拾金》和《忠孝全》（董俊峰、孟润泉合，1930年6月灌制）分两期发行（1930年12、1931年3月），而同期董俊峰、孟润泉合灌的《群英会》于1931年9月期发行，这种一次录音分期发行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是唱片公司的一种经营手段。这六张胜利唱片中，许多剧目是他轻易不演的冷门戏，《三顾茅庐》早在1921年马连良搭富连成社时就已经学了，本子还是马连良自己搜集的，扶春社时期重排此戏，1928年12月8白天首演中和戏院，连演两天，原定张鸣才扮演刘备，实际演出时改张春彦。当时流行布景，所以戏里设计了茅庐草舍、雪景等等切末，演出规模比较大，所以首演后基本就收了，1929年就演了一场，1930年扶荣社时期，重新排演，成为中期的一出大戏，本年5月12日与鲍吉祥、张荣奎等合演于中和戏院。再如《渭水河》，1927年10月、12月和郝寿臣先生合演了两场后就没再演出过。《奇冤报》1928年5月在上海丹桂第一台公演过一次，此次唱片灌制后，7月20日在天津明星戏院演过一次，以后也没演过。《洪洋洞》，当年3月，分别在天津明星戏院、北京中和戏院演过两场，八本《取南郡》，当年5月17、18日连台演了两场，以后也没演过，而《龙虎斗》则从未在舞台上露过。象《龙虎斗》、《高平关》、《打窦瑶》这类红净戏是他老师蔡荣贵当年擅长剧目，估计当时打算排演，所以就灌了一段唢呐二黄，后来周啸天拜马连良为师，因其嗓子好，马连良也传授过几出红净戏。这出《龙虎斗》虽没露演过，从中也证明了景孤血对马连良的赞叹――“真名伶无不能”。1931年
本年在上海为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灌制十二寸钢针唱片七张，在北京为上海蓓开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六张，为上海高亭公司灌制钢针唱片六张半。马连良1930年12月11日离开北京，去上海参加堂会演出。据12月18日《大晶报》报道，此次南下除马连良外，还有业师蔡荣贵、场面乔玉泉、琴师赵桂元等共九人。这次堂会马连良和梅兰芳再度联袂，于12月21日、22日合演了《法门寺》与《探母回令》，深得好评。1931年1月21日《大晶报》、1月24日《大报》报道，上海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于1月20日午夜，邀请梅兰芳与马连良合灌《宝莲灯》、《探母》等唱片。根据1931年8月24日《申报》上的百代公司发行广告，此次和梅兰芳合灌十二寸大唱片二张：《打渔杀家》一张、《宝莲灯》《四郎探母》合一张，场面分别为徐兰沅、何斌奎、赵桂元、乔玉泉。堂会结束后，上海荣记大舞台挽留马连良，与杨小楼、新艳秋合作演出，这是他第九次在沪公演，从1月23日登台到2月12日辍演，演出期间，杨小楼与马连良合演了全本《汉阳院》（1月24日、2月8日）、《八大锤》（1月25日）、《晋楚交兵》（1月28日）、全部《借东风》（1月30日）、全本《借赵云》（2月1日）、《八蜡庙》（2月3日）、全本《甘露寺》（1月25日、2月6日）、《要离刺庆忌》（2月10日）、《青石山》（2月12日）等戏。由于名望如日中天，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特请马连良再次灌制唱片。根据1931年2月9日《大晶报》报道，时间是2月7日下午。根据百代公司广告目录，共灌制十二寸钢针大唱片四张：《盗宗卷》《铁莲花》合一张、《御碑亭》头二段一张、《四进士》《洪羊洞》合一张、《南阳关》《乌盆计》合一张；十寸钢针唱片一张：《珠帘寨》头二段，琴师赵桂元，鼓师乔玉泉。以上唱片除《珠帘寨》外，包括与梅兰芳合灌的两张，于1931年8月24日发行。上海蓓开、高亭两家唱片公司于1931年4月再次赴北京、天津收灌唱片（京剧、梆子、曲艺、民乐等），蓓开方面由田天放、郑子褒率领，高亭方面由徐小麟、苏少卿负责。此次蓓开公司灌片前后过程，郑子褒在他的《二十年日记》（见《正气报》）里记载甚详。根据日记记载，马连良于5月13日夜、5月14日下午为蓓开公司灌制钢针唱片六张，按发行顺序如下：《辕门斩子》头二段一张、《打侄上坟》头二段一张、《翠屏山》《乌龙院》合一张、《要离刺庆忌》《楚汉争》合一张、《安居平五路》《男起解》合一张、《打严嵩》《小桃园》合一张，琴师赵桂元，鼓师乔玉泉。以上唱片从1931年9月23日蓓开第六期开始，一直到1935年7月第九期发行完毕，时间跨度很长，其中《楚汉争》一面曾有两个不同版本的录音传世。马连良这次为蓓开灌的《辕门斩子》，1925年唱过一次堂会，1930年5月4日在天津中原大剧场公演过一回，但都是“斩子”一折。1931年5月17日，在吉祥戏院夜场排了全本的《辕门斩子》（扶风社），前面带“招亲”、“焚山”、“枪挑穆天王”等，当时戏报冠以“首次演唱”的名目，当指全本而言。腔儿和词句都经过孙菊仙先生指正过，不同凡响。这次灌的《楚汉争》也是扶风社（1930年9月―1948年6月）时期老戏新排的产物，即《取荥阳》代“焚信”，1930年11月24日首演于天津明星大戏院，创制了一顶马派风格的新式“鞑帽”。《要离刺庆忌》是老本《鼎盛春秋》中的一本，是早年王洪寿、夏月珊、潘月樵、周信芳等人在上海丹桂茶园及新舞台经常演的连台本戏，1924年周信芳等人在北京第一舞台还演过一期。本子是周信芳给的，马连良整理为一天演完，1930年3月23日白天，首演于中和戏院。以前要离的扮相，南派按老例揉脸，马连良改为本脸，还添置了一顶“两仪巾”，这是参考故宫旧藏古画创作的。《安居平五路》是根据多种老本子重新排演的，得到了孙菊仙先生的指点，因为这是老乡亲当年的名剧，马连良是他的徒弟嘛，1930年10月12日白天，首演于中和戏院（扶风社），马连良前饰诸葛亮，后饰邓芝。说来很有意思，这出戏，还是促动马连良坚决反对布景，倡导“艺术化表演”的一个主动机呢。根据唱片发行广告及高亭公司唱片模版目录，这次在高亭共灌制钢针唱片六张半：《三娘教子》一张、《秋胡戏妻》一张（尚小云合）、《四郎探母》一张（尚小云合）、《甘露寺》一张、《坐宫》一张、《闹府》一张、《苏武牧羊》一面。1931年6月14日的《梨园公报》上有篇关于马连良为蓓开公司灌制唱片的报道，其中马连良对记者说：这此在蓓开灌唱片是他本年第二次灌片，第一次是在上海百代公司灌的，蓓开灌片时高亭公司的徐小麟、剧评家苏少卿都在旁边，听了很为满意云云，故高亭唱片是在蓓开之后灌的。结合郑氏日记里苏少卿（负责高亭录音事宜）于5月29日事竣去天津的记载，可以推知高亭唱片灌制于5月15日至5月28日间，灌音地点是南河沿欧美同学会，胡琴赵桂元，鼓师乔玉泉。以上唱片1931年9月20日开始发行。根据《全民报》5月25日报道，杨小楼、郝寿臣5月24日为高亭公司合灌《连环套》等唱片，模版号是TEB601-608；6月3日报道“雪艳琴近日在高亭灌制唱片”，唱片编号为609-614。而马连良此次灌制的《三娘教子》、《秋胡戏妻》、《四郎探母》等三张唱片编号为TEB589-594，在杨郝唱片之前，和尚小云、王少楼的唱片紧接（编号为TEB563-568），而后三张半唱片编号又在紧接雪艳琴唱片，而高亭唱片是根据录制时间先后编号，所以我怀疑这次高亭唱片实际上也分两次录制完成的。高亭唱片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苏武牧羊》，这出戏早年叫《万里缘》，是王瑶卿的代表作，那时以花衫为主角，从胡阿云上殿开始演起，老生是配角。1914年1月22日排演于吉祥茶园（即吉祥戏院之前身），由王凤卿扮苏武。1922年12月王瑶卿搭尚小云玉华社时重排此剧，改名叫《塞北奇缘》，由谭小培扮苏武。1923年5月，马连良与王瑶卿在上海亦舞台合作演出，也排了这出戏。1931年马连良根据以前刘鸿升的演出本（刘景然藏本）重排此剧，添行头置布景，编排场次，设计唱腔，前后费时半年，耗了很多心血。本来想在6月参加上海堂会回京以后再演，由于吉祥戏院演出预告3月份贴出去后，观众纷纷来函要求提早公演，所以于1931年5月23日、24日两晚在吉祥戏院作初次公演（扶风社），由王幼卿饰胡阿云，尚和玉饰李陵。演出深得好评，尤其“望乡台”一节，台下无不叫绝，经过不断的演出、修改，这出戏成为马派代表作之一。1937年
本年在北京为上海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灌制钢针唱片七张。上海百代公司灌音部主任傅祥巽于1月来京，约请名伶灌制唱片，其中有富连成社、王玉蓉、管绍华等。经过多次磋商，与马连良签订合同，每灌一片报酬1600元，每出版一张唱片，可抽取版税10%。根据《民声报》的相关报道，2月15日晚先灌制《苏武牧羊》一张，地点在东交民巷道胜大楼（原俄国道胜银行）胜利公司录音室，此时扶风社琴师已经选用杨宝忠，鼓师仍为乔玉泉。16日，与王玉蓉合灌全部《武家坡》唱片，灌制两天，共计六张，地点同上，鼓师乔玉泉，琴师分别为杨宝忠、周长泰。20日，又与王玉蓉合摄《武家坡》戏照，用于百代公司的唱片广告。22日，携扶风社赴上海演出。由于唱片母盘运回上海途中，《武家坡》的第12面受损，因此王玉蓉于5月12日赴沪，重新灌制，从而有了两个版本。今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马连良唱片全集》CD，其中《武家坡》第12面即以受损之母盘翻制，可与民国时期出版的百代唱片作一比较，不同之处颇多。1938年
本年在北京为国乐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三张。国乐唱片公司的整个过程，高聘卿的回忆文章说的很清楚，这里就不谈了。根据《全民报》8月8日的报道，马连良此期唱片的灌制时间是在8月初，12日即率班赴上海演出了。三张唱片是：《范仲禹》头二段（与魏莲芳合）、《甘露寺》头二段（与陈盛泰合）、《借东风》头二段，录音地点在西长安街中央电台国乐唱片收音所，鼓师乔玉泉，琴师杨宝忠，分别于1938年8月、1939年2月开始发行，都是马派的老本戏了。1939年
本年在北京为国乐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两张。三十年代中期起，马连良的本戏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就是根据地方剧种里“有价值”的剧目“翻”成皮黄，不光是剧本，而且还包括了许多“艺术化”的表演程式，代表性作品就是《串龙珠》与《春秋笔》。1936年4月21日，丁果仙（果子红）率领锦艺园山西梆子班进京演出，出演华北戏院，后赴天津，出演北洋大戏院，6月19日再次赴京，出演广德楼，演期很长。这年的整个上半年，马连良几乎都在南方作旅行演出，7月7日才回到北京。恰巧他的老朋友、徐凌霄的老同学王剑峰先生因为暑假，由山西来京。王先生早年在北京的时候，经常与马连良、徐凌霄、刘步堂等人一起听戏谈戏，而且酷爱昆剧，与袁寒云、朱杏卿、赵子敬、韩世昌等人是挚友，对昆戏有着很深的研究，经常在《京报》上发表研究文章，后赴山西从事教育工作，课余还教授昆腔。他这个人从无门户之见，对来自乡野的高阳昆弋和山西晋剧，非但没有“京朝人士”的习气，反而大声赞扬，呼吁京剧界要学习他们的优点。来京后，正逢丁果仙在京演出，他便和徐凌霄一起，一唱一和，介绍起晋剧的好处来，并组织“研剧团”，约请马连良、徐凌霄、景孤血等人，一起观摩、研究晋剧的表演艺术，并与丁果仙、小桂桃、九岁红、盖天红、刘芝兰等晋剧演员举行座谈，在艺术上互相交流，取得不少成果。马连良对丁果仙的《五红图》很感兴趣，这与他的理念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一生倡导的就是排演“辅助社会教育”的本戏，这才有了大家交换剧本的事儿。丁果仙赠给他《五红图》剧本，他回赠了《四进士》剧本。暑假结束，王先生回太原，为了留下这段纪念，马连良特地约请他和徐凌霄，三个人合拍了一张《借赵云》的戏照。这个时期，打本子的事归吴幻荪办理，另有景孤血参预其事。吴先生早年常为郝寿臣打本子，许多郝派名剧就出自他手，他与马连良的结识是从春福社时期开始的。吴先生本工是画家，却爱看戏，更善写作。他的理念与马连良一致，从他们俩一起呼吁“1939年京剧艺术化运动”上即见端倪，两人谈戏的文章，主旨都是一样的。这是马连良中年最为倚重的一位知识分子。《串龙珠》最初起名叫《刑民血》，后来改为《万民欢》，最后才叫现在这个名字。1938年3月，郝寿臣先生搭扶风社演出，就是冲着这出戏来的，因为郝先生和他们也是同道者。可巧的是，当年4月，李子建（李世芳之父）从晋绥约来晋俗社山西梆子班来京演出，出演华北戏院。马连良闻讯，特地邀请该班示范演出全部《串龙珠》，时间是4月18日，演员有九岁红、花女子、宋玉芬、李子建、李翠芬、小玉芬、李碧兰、彦章黑、花桂凤、小兰花、一千红、王兰海、刘玺玉等，从编剧到演员（除了马富禄因故缺席）齐赴华北戏院观摩演出，参考学习。4月23日，扶风社的《串龙珠》在新新戏院首次公演，连演两场。由于这出戏反映异族统治的残暴，所以惊动了日伪当局，吴幻荪还被传到宪兵队去问话，这出戏在北京的演出就停了。直到抗战后期的1944年，11月26日在华北戏院有场大合作义务戏，在梨园公会会长、人称“小诸葛”的赵砚奎的安排下，这出《串龙珠》再次与北京观众见面，轰动一时。当然，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在词句、做工、切末等上面（包括配脚），都作了删减，没有初演时的热烈、火炽，这也是环境所迫啊。但是扶风社赴外埠演出，包括去东北，仍然演着这出“反抗异族压迫”的《串龙珠》。抗战胜利后，原先被删改的词句（包括《苏武牧羊》）又都恢复了，再次感染了剧场里的观众们。《春秋笔》这出戏，最初是李亦青提议排演的，后来李随黄桂秋南下，也就搁下了。“七七事变”前，陕西易俗社在封至模的带领下，来京演出，其中就有这出戏。7月4日，他特地带着他的智囊吴幻荪，以及翁偶虹、李万春、叶盛兰等人，赴长安大戏院，观摩骆秉华演出的《春秋笔》，对“杀驿”一场特别注意，以为“身段弥佳，且处处符合锣鼓，情严细腻，为皮黄班所罕见，老生唱呕音，亦陕西梆子特色”，由此决心翻演此剧。这与《串龙珠》几乎是同时的，对此，他也曾对人言：“我每次都是编好两个新剧本才开始排戏，同时露演。比如最近所编的如《春秋笔》和《串龙珠》是同时的，《全家福》（秦腔本子）与全部《盗宗卷》（即《十老安刘》是同时的。”马连良的本戏，从编到演，时间跨度很长，是下了相当大功夫的，从扮相、行头到表演技术，浸透了他的心血，《串龙珠》、《春秋笔》更是如此了。《春秋笔》这出戏首演于上海，时间是1938年10月5日，地点在黄金大戏院，同时奉献给观众的还有《串龙珠》，在上海还遇见了老友李亦青，亦是有始有终啊。此期公演共四十天，其中《春秋笔》演了四场，《串龙珠》演了五场，获得观众的热烈欢迎，上海的剧评家们纷纷著文，对这两出戏的价值以及马连良的风格转变，大加赞扬。为国乐公司灌制的两张唱片，一张是《串龙珠》，一张是《春秋笔》，这是马连良的中期代表作。根据《戏剧报》11月30日报道，唱片是1939年11月29日晚上九时至十一时灌制的，地点在中央电台播音室，鼓师乔玉泉、琴师杨宝忠，于1940年2月开始发行。1942年
本年在北京为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四张，为上海胜利唱片公司灌制钢针唱片五张。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老牌唱片公司百代、胜利都被日本蓄音器商会接管了，为了粉饰太平，开始了一系列的唱片灌制活动。1月，百代公司来京，收灌名角唱片，马连良于2月6日灌制唱片，根据发行统计，共计四张：《十老安刘》、《青梅煮酒论英雄》、《群英会》（李洪福合）各一张，《打渔杀家》《八大锤》合一张，鼓师乔玉泉，琴师李慕良，地点在东拴马槽中央电台播音室。唱片是在日本制作的，运输途中，《十老安刘》的母盘损坏，需要重新灌制。这出戏从事编排的时间很早，《十老安刘》的演出特刊上有篇马连良写的文章，过程很详细，这里不赘述了。这出戏1942年1月经北京市社会、警察两局批准，可以对外公演，5月25日首演于天津中国大戏院，北京的首演要迟至1945年的2月1日，地点是开明戏院。以前曾见一说，谓是剧唱片是在正式公演前灌制的，这应该就北京一地而言的。根据《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七期（1942年7月出版）及《戏剧报》8月4日报道，胜利公司的五张唱片，分两期灌制：第一期是6月12日深夜，地点同上，灌制唱片两张：《宝莲灯》与《打严嵩》合一张，《胭脂宝褶》一张，另外，还为百代公司重新灌了一张《十老安刘》，鼓师乔玉泉、琴师李慕良，录音时徐兰沅在场。第二期是8月3日，与言慧珠合灌《汾河湾》一张、《南天门》二张，地点同上，鼓师乔玉泉、琴师李慕良，大锣马连贵，小锣陈文兴，铙钹胡宝立，南弦李善卿，月琴罗万金，录音时迟金声、言少朋在场。以上就是马连良在解放前灌制唱片的大致情况，共计86张、172面唱片，由此印证范钧宏说的不错，马连良的确是解放前京剧演员中灌制唱片最多的一位。除了上述公开发行的以外，他还曾在自己投资开办的马连良灌音社灌制过《青风亭》、《假金牌》等唱片，属于私人行为，片数不详，亦未见传世，故不列入。有些唱片在灌制时，曾多次录音，公司曾根据不同的母版制片发行，导致同一唱段之间存在相异之处，这并不是什么“新唱片”，也无须去揣测是哪个小公司的产品，只是同期录音的不同版本罢了，这点从《楚汉争》（蓓开）、《武家坡》（百代）上就能看得很清楚了，除了上述这些唱片公司外，马连良从未为别的公司录制过唱片，特别是三十年代以后，随着版权意识的提高，作为一个戏界巨星，是不会随便在一个小公司灌制唱片的，明白此点，则许多猜测便迎刃而解了。当然，唱片只是一个介质，几个唱段也只是其艺术的一鳞半爪，如果通过“唱片”及其背后“故事”的勾勒，让聆听者在回味唱韵的同时，能够对其人之行知有所了解与感悟，则此篇文字便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与必要。
201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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