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塘寺壁画是我国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印证
中央民族大学张亚莎教授的学术专著《11世纪西藏的佛教美术——从扎塘寺壁画研究出发》获得了“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通过电话，记者与张教授取得联系，采访约在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中国岩画研究中心。
那天下午三点半，提着两个手提包，脚步匆匆的张老师出现在了岩画研究中心的走廊上。见到记者，张老师亲切地笑了笑：“最近都特别忙，除了日常的教学科研工作，还有一些藏学成果的评鉴工作，待会儿还有学生要过来讨论一下他的论文。”
张亚莎教授摄影：易东莹
放下手提包，坐了下来，张老师沉思了一会儿，开始讲述她那一段在西藏考察研究的日子。
她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攻读外国美术史艺术学硕士，1989年毕业。毕业前一年去了西藏。那时候，虽然西藏的艺术家很多，但是都比较专注于实践，理论研究领域似乎是一片还没有开垦的处女地。”
面对着这一片“研究的空白”，毕业后的张老师毅然背起行囊，只身一人到了西藏，在西藏大学的艺术系任教，“当时很贸然地就去了，感觉自己在那里一定会大有作为。”
“当时西藏好几个寺庙的壁画都引起了我的注意，例如山南地区贡嘎县的贡嘎曲丹寺，其中也包括这个扎塘寺，那会，它们大都还没有被世人所发现。1995年初，我来到扎塘寺，第一次看到它的壁画，无论是它的保存状态还是它的艺术形式，都让我非常震惊、非常感动。”
“不过更让我感动的是，当我看到那座古老的寺庙时，才发现我与它并不是初次见面。事实上，就在11年前，也就是1984年的夏天，我曾跟随我的父母到过这个地方，见到过这座寺庙。只是当时没有机会进去参观。”
“当我再次见到扎塘寺的瞬间，我就感觉到我与这座寺庙之间存在着一种缘分！”
这一座与张老师有着一段不解之缘的寺庙——扎塘寺，位于西藏山南地区雅鲁藏布江南岸的扎囊县境内,是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的重要寺院建筑,其中主殿建筑中一层的中心佛堂内保存有11世纪末叶的壁画,后来被学界认定为“目前西藏境内发现的后弘期早期保存状态最好、年代最早的壁画遗存”。
专著撰写：十年磨一剑
2000年，已经从西藏调回内地工作的张老师获得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民族史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西藏的扎塘寺——《扎塘寺壁画研究——兼论北宋年间藏汉民族关系史的若干问题》。
“我这本书其实是我所有学术专著里面完成得最早的，博士毕业的时候就完成了，但是我觉得它不够好，一直不断地在完善它，它属于是完成得最早，却出版得最晚的一部书。”张老师爽朗地笑了笑。
“我整本书要解决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两宋时期西藏扎塘寺的壁画会受到汉地的绘画艺术影响。”北宋到南宋时期，从广义的中华民族观念来看，这个时代还包括辽、夏、金政权，是四个政权交互并存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汉文化是收缩的，他们也无暇他顾，而且西藏也处于一个散乱的时期，同时扎塘寺也处于一个相对而言非常边远的地方，一般认为，这个时期‘内地影响’是不太可能出现在扎塘寺的壁画上的。如果说我做了一点什么，我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在‘不可能的时期’出现了这么一个影响。”
“再进一步说，西藏扎塘寺壁画出现的‘内地影响’是源自敦煌吐蕃系艺术。”虽然敦煌吐蕃系艺术传统并不是扎塘寺壁画的惟一源头，其源头还包括印度波罗艺术样式的影响、卫藏“萨玛达类型”的艺术传统等，但是张老师认为扎塘寺与敦煌吐蕃系绘画的继承关系是相当明显的，包括扎塘寺壁画中菩萨头髻与服饰的原型最早可在敦煌吐蕃系绘画或唐代与吐蕃相关的绘画中找到，如敦煌某个窟内吐蕃赞普的大翻领长衫已经堂而皇之地“传到”了扎塘寺菩萨们的身上；扎塘寺壁画的部分佛背光图案也继承了敦煌吐蕃系的佛菩萨背光样式，等等。
扎塘寺壁画与敦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千里之外的敦煌艺术影响是怎样传到西藏扎塘寺的？
青海西宁是一个关键的地方，“敦煌文化影响极有可能是经过西宁传入西藏的”。
西宁是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通衢、沟通中原与西部边地的重要城镇。唐初建鄯州，成为青藏高原与中原的交通中转站。在历史上也是西北地区吐蕃的文化中心。
在吐蕃王朝强盛时期，西宁和敦煌曾是吐蕃军事贵族们重点控制的地区，“西宁和敦煌的联系实际上比人们想象中要更为密切，敦煌文化影响极有可能是经过西宁传入西藏的，当然，从其他路线传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张老师继续解释道：“要三言两语解释清楚敦煌艺术影响怎样传到西藏扎塘寺，不是很容易。这必须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地理情况和当时的历史有一个了解。”
吐蕃在唐初崛起，至中唐已颇具实力，及至吐蕃王朝强盛时期，吐蕃王朝除了包括如今西藏一带，还包括大片的军事占领区——安多、康区、陇右、河西与西域诸地。
张老师认为，这本书的一个关键，或者说亮点，就是提出了“西北吐蕃”这个概念。“西北吐蕃”在北宋年间是蕃羌、蕃汉乃至蕃胡等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她解释道，吐蕃王朝时期，吐蕃把大量军队派驻到安多地区，派驻到安多地区的吐蕃军队，领导层是吐蕃贵族，但基层士兵的主体以原来的象雄人、苏毗人为主，象雄与苏毗诸部多是早年活跃于藏北地区的羌系民族，这些人又与当地的羌人和汉人进一步融合，形成了“西北吐蕃”，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多民族文化的融合。
“安多地区的文化和宗教艺术虽然受到传统吐蕃核心区域的影响，但是同时也深刻地保留了该地区原有的艺术传统——特别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敦煌河西地区，其艺术传统的积淀无疑是非常厚重的。”
及至后来，吐蕃王朝灭亡，吐蕃王朝核心区域——卫藏地区的佛教受到极大的摧残，然而过去那些军事占领区就不再受到吐蕃王朝政治军事的约束了，佛教文化仍继续发展，甘青吐蕃地区佛教文化依然发达。
一个多世纪过去，卫藏地区重新复兴佛教时，他们又重新回到安多地区去寻找佛教的源头和传统，当然也把安多地区的宗教艺术等一系列文化传统带回了卫藏。所以，也就等于把敦煌文化的影响带到了卫藏，带到了扎塘寺。 “旅途”故事：负伤攀山十小时
与藏学结缘二十年，张老师有着数不清次数的藏地考察经历，有着许许多多“旅途上”的故事。
有一次，为了寻找一座深山里的藏传佛教寺庙，张老师负伤攀山长达10小时……
“那次考察的目的是寻找后弘期的一所名寺——丹底寺，关于这座寺庙的传说很多，有人说这个庙在昌都，有的说在青海。” 张老师经过反复查证，最后把搜索范围锁定在青海省东部。“我在青海就一个县一个县地走，后来我就走到化隆县，听当地人说，当年修建丹底寺的贡巴饶赛大师的老家就在化隆县的一个村子里，就在黄河的对岸。于是，我就渡过黄河，拜访了大师的老家。”
后来，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一个老乡。他说，刚去丹底寺回来。”听到这个消息，张老师大喜过望。原来丹底寺位于循化县巴燕镇，在循化县与化隆县的边界上，“实际上从化隆县去要比从循化县去要近得多。”
“我马上就找了一个老乡做向导，约在了早上6点。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出旅馆门发现天黑不见五指，而且还没有带手电。结果，摸黑走路，走到山口的时候就把脚给崴了，我就想跟向导说不去了。但是走着也觉得还好，而且想想再也没有机会来了，走吧还是。”向导在山边找了一根粗树枝，给张老师做了个“拐杖”。结果，张老师拄着这个“拐杖”，上山下山一走就是十个小时。
“下山以后，向导走了，我就坐在那个山脚下，累得动弹不得了，然后就想怎么办。那时候脚已经疼得不行了，体力也完全耗尽。正在万念俱灰的时候，从山里传来了牧羊女的歌声，简直是天籁之声啊。让你把所有的苦啊累啊都忘了，疼痛也忘了，我当时就感动得直掉眼泪。”
“然后突然就出现了一个老人，骑着摩托车走过，我就赶快招手，我说我去了寺庙里，脚崴了，能不能带我回去旅馆。他说，没问题……我整个感觉就这是上苍在帮我。”
经过了这件事，用张老师的话说是“自己的潜能被挖掘了，觉得自己还能去很多地方”。“而且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去考察，包括06年的时候去西藏考察岩画，去阿里，当时已经五十岁了，我都是一个人去的。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出行，可能我的性格是喜欢孤独，而且不怕事吧。”
2011年夏天，张亚莎教授将会再度启程，前往西藏昌都地区，重点考察嘎玛噶赤唐卡画派。“除此之外，未来我还会比较关注青海热贡唐卡艺术，会从以前比较关注个案研究转而扩宽到在当今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文化应该如何传承和延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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