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与佛教
俞平伯与佛教渊源颇深。他出生于腊月初八，起乳名“僧宝”，四岁便到苏州塔倪巷宝积寺挂名为僧，与佛教结下因缘。他广泛涉猎佛教经典，诗文之中时见禅趣佛理，所作《西关砖塔塔砖歌》与《西关砖塔藏〈宝箧印陀罗尼经〉歌》对于佛家语言信手拈来。晚年更与叶圣陶畅谈佛理。佛教贯穿俞平伯的一生，渗透进他的文学创作之中，也使他的文学观带上了一抹佛学色彩。
俞平伯曾说，“诗心微妙，通于禅悦，二者恐只隔一层薄纸”，他的答案是，“若禅心诗心，不过谰语耳，不离不著，二者或相近欤”。不离不著，是俞平伯人生态度、思维方式的统摄，具体说来即为“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不执著于矛盾的任何一方，不走极端，这是佛教“中道”观念的一种体现。俞平伯以之为理论支点，建构起颇具特色的中道文学观。
就文学本体方面来看，俞平伯认为，“游离与独在是文学的真实且主要的法相”。其中，俞平伯不仅于外在运用了“法相”这一佛教术语，而且在阐释过程中隐含有对于佛学探求本体思维的借用。第一义谛，是佛家无上甚深之妙理，不可言说，不可思议，所谓“言即不中”、“拟议即乖”。然而“般若不可于色中求，亦不离于色中求”，语言文字虽不是第一义谛，但却是通往第一义谛的桥梁。文学与之相似，也要表达一种超言文的微妙感觉。但这种感觉在文学上表现出的只是朦胧的“薄薄的残影”，这便是文学的游离；于是造就文学的独在。游离与独在是在创作者的心灵中酝酿熔铸后重新投射出的一种不离不著的特殊状态。正是这一状态使文学与科学、哲学区别开来。科学与哲学是理智性的，运用严密、明晰、逻辑的方法如实准确地去抓取事物的本真，它们要的是尽可能少的“游离”，更不能有“独在”。而文学是情感性的，必须运用各种文学技巧，始终保持游离与独在的状态。否则，物我之间失去了审美距离，文学便不复存在。所以文学不能也不可与其实感冥合无间，恰如佛教不能也不可把第一义谛与色相混而为一。
就文学创作方面而言，俞平伯指出，“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如禅宗“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的偈语，正似俞平伯文学创作观的形象化阐释。刻意地“求”或“不求”都是“执”的表现，无论证佛还是创作，都不能拘于此二端。俞平伯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创作者要向大自然的行云流水、春鸟秋虫学习，顺心而发，其“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文学创作只是人生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表现。就像钟嵘《诗品序》中所说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主客体相互交融，双方不离不著。所以俞平伯认为，真正的创作是“做”与“写”的结合。“做”指的是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等有意识的“精心结撰”；“写”指的是灵感迸发、自然挥洒等无意识的“神来之笔”。“写”是“不求”，是文学创作的内在动机，而“做”是“求”，是文学创作由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的修饰充实。二者不可偏废。
就文学接受方面来看，禅宗有言，“依文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便同魔说”，俞平伯认为这种“不即不离”的佛家方法用于文学接受恰如其分。读者通过文学作品与作者进行跨时空的沟通，然而文学游离与独在的本质决定了作品与作者之间不可避免地留有“空白”，这便为读者提供了多重阐释的可能性，从而使作品的生命得以延续。读者在接受时既不能完全拘泥于作品本身，只见本义不见引申义，也不能完全脱离作品本身，以致流于穿凿附会。“渐”与“顿”纯然是佛教的修行方式，俞平伯将之借用并赋予其文学理论的意义：“渐者何？字义文法是也。顿者何？印象是也。”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精神产品，如果不懂字义文法便无法把握文章的整体意义；但同时文学多用意象，与文字的本义并不完全相合，如梅、竹等用于文章中多取其孤傲幽独之意，而非仅仅是一种植物。阅读文学作品要“致力于形迹之内，得力于形迹之外”。是以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时，不赞同考证派的拘于事实与索隐派的凭虚空想，而是立足小说本身，从文理、情理出发，不即不离，既对作品做出了合理的解读，从而也奠定了自己在“红学”上的地位。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便对中国文论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俞平伯的中道文学观无疑是这一传统在新时代条件下的体现。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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