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特有的神秘文字
东汉顺帝时(126年一144年)，沛国(在今江苏境)人张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造作种种道书，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道教。为了使道书神秘化，同时也使传道活动具有隐蔽性，因而道教文献中常常采用一些特殊文字，使外人无法看懂。那些文字，有些就是巴蜀文字的遗存，被道教人士接受过来。《华阳国志·南中志》提到一种“夷经”，记载有西南民族的熟语，任乃强先生作注时谈起:晋代“有一批方士，保存了‘旛信书’和缮写符篆印篆时用的符号，在西南区秘密传写。”由于道教文化的特色是兼收并蓄，因此濒于失传的巴蜀文字，在汉晋六朝时期，终于在秘文、符篆、道印中保存了下来。
宋张君房所辑《云岌七签》卷七，有一段专述道教文字“八显”，也就是八种字体:“一曰天书，‘八会’是也。二曰神书，云篆是也。三曰地书，龙凤之象也。四曰内书，龟龙鱼鸟所吐者也。五曰外书，鳞甲毛羽所载也。六曰鬼书，杂体微昧，非人所解者也。七曰中夏书，草艺云篆是也。八曰戎夷书，类于昆虫者也。”张君房解释说:“此六文(指前6种)八体，或今字同古，或古字同今，符彩交加，共为一法，合为一用，故同异无定也。”所说后两种，“中夏书”应该就是汉字;“戎夷书”则当包括巴蜀文字在内。
较早的道教神秘文字，当推成于东汉的《太平经》卷一百四至一百七所载“复文”，字数超过2100，无法释读。其中少数与汉字大致相同，多数是几个汉字及其偏旁的重叠;如6个“天”字堆在一起，两个“道”字和两个“手”字叠在一起等等。有个别形状怪异，也可能取自巴蜀文字。晋葛洪《抱朴子·遐览》提到圈中最受重视的《三皇内文》;《三洞品格》则称《三皇文》，共有3卷，“诸名山石室皆不具足，独蜀郡峨眉山具有此文。”现存《三皇文》与“复文”有相同特征，但字体偏于篆体。这些大概便是“天书”了。存于《道藏·度人经》中的道教文字，则保存了不少“云篆”。此经的优点是:有楷书汉字与之相对照，使人全部能识其字;可以看出，有些字很可能就是巴蜀文字遗存。
道教符篆和山岳“真形图”，属于文字与图画的揉合，那些神秘文字的根源更加复杂，不易梳理。有无巴蜀文字因素，也很难说。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录了湖南衡山云密峰岩石上的“禹碑”，相传是大禹治水时所刻。因其位置隐蔽，很难寻觅，唐代韩愈、刘禹锡等人都曾作过探访，皆未得见。宋嘉定年间(1208年-1224年)有蜀士请樵夫引路，终于找到此碑，用纸拓了下来;《舆地纪胜》称一共72字。由于此峰又称峋嵝峰，所以世人多称此碑为“峋嵝碑”。清朱彝尊《曝书亭集》指出:这“蜀士”名叫何致，字子一，嘉定五年(1212年)拓碑，当时还仿刻了一通，立在长沙岳麓书院。碑文是77字，而不是72字。其后，何致所立的碑也不知去向;直到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重修岳麓书院时，才重新出士，当即引起文化界的重视。杨慎、杨时乔、沈鉴、郎瑛、安如山等人还按篆文规律，加上猜想，分别作出大禹治水活动方面的释文;不过，那些五花八门的释文，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没有把握。
到了清代，四川、云南、湖南、浙江、山东、河南等地，都有峋嵝碑的仿刻，研究者日渐增加。许多人不相信碑文是大禹所书，而是道教的特殊文字。如《语石》谓“实道家之秘文”;朱剑心《金石学》则认为与衡山道士有关，文字实近于符篆。20世纪40年代，卫聚贤先生《巴蜀文化》一文公布所收藏的巴蜀器物文字时，曾附录峋嵝碑全文，可见他有归碑文于巴蜀文字一类之意。近年，李学勤先生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历史上争议已久的峋嵝碑，与巴蜀文字有无关系?正面表述了同一思路。
笔者仔细检验了现存峋嵝碑77字全文(图l)，并与古汉字作了对比;同时又与已发现的巴蜀文字加以对比，发现碑中字形与甲骨文、篆相近者约占52%;而与巴蜀文字相近者约占79%;可见碑文属于巴蜀文字遗存的可能性很大。④笔者疑此原为道教碑刻，本是夔门观中旧物，故书写时汲取巴蜀文字成分。宋代何致带回长沙后故神其说，于是才传为禹碑。道教人士一向尊崇大禹，曾奉大禹为三官之一的“水官”;道士作法时要走禹步;故道教碑文说成大禹所书，本是理所当然的事。
与大禹有关的文字，还有《金石索·石索》所载《夏禹书》十二字(图2)。书中视之为古汉字，释为“出令聂子星纪齐春其尚乙巳”。细看其字，总觉得与巴蜀文字风格相似，释文则显然牵强附会。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一百三十五载有《嶓冢禹碑》(图3)，并指出:“嶓冢禹迹在山腰深洞中。汉源出其下，人迹罕到，故四千年无发明者。字径九寸，仅得八字;其余是否磨灭，不敢臆断。瞠目不识一字，而夭矫奇伟，状若云中之龙，绝非后人所能讹作。”这是刻在西汉水发源地甘肃天水南部嶓冢山上的石刻，现存8个字;与上述《夏禹书》12个字亦有相似之处。如《夏禹书》右2、左3字与《嶓冢禹碑》右2字，《夏禹书》左5字与《嶓冢禹碑》左4字就很接近;这些字在峋嵝碑中也可以找到根源。
青城山系的大面山庆云寺背后葫芦岩壁上刻有3个奇字。民国30年(1941年)道士彭椿仙把它拓下来，移刻在青城山天师洞三清殿背后壁上(图4)，并写了一段跋语:“此文拓自大面山岩间，符箓人不识之。囊得吴华峰先生审定，谓为秦汉间俗字，似有所据。因刊于此，以为考古者正之。”这3个字带篆书意味，或疑唐人所刻;还有人按古汉字释为“故夷京”或“契寿空”，似皆不确;这显然是道教神秘文字，也不能排除巴蜀文字的因素。1994年4月，青城山上清宫新修山门外照壁，挖出一座前代的石板墓，其中有块石板上刻有符篆(图5)，当时并未保存，由李代远君拍照，王纯五君加以摹写;后来刊入王君所编《青城山志》中。此符中间绘有5个星号，可释为“五斗”;最下面有个字，就是大面山三字岩刻当中的那个字;把它们定为道教神秘文字，便得到了互证。
《岁华纪丽谱·器物谱》有段记载，说五代后蜀广政十四年(951年)冬，彭山县副将头杨富，在江岸得到一方铜印。“印有六面，方各寸许，皆有篆文。”6面共刻有80个字(图6)。其6面释文为:
1.天国老君生万民治中国外国人和玺2.虚无自然明日月星辰光3.上国仙师天师老君道成明天地政玺4.老君授生辅天下国安平受道人长生5.玄女致和气玉女致天医6.上召吾拜无为大昊通天下治气同玺
可以看出，印文大部分按古汉字规律书写，但也夹杂着一些奇异文字，如2面的“然”(此字在上清宫符箓顶部曾见);3面的“地”;6面的“上”、“大”、“下”、“气”等。
1973年，资阳县城南乡汉代崖墓中出土一方道教铜印，印文共6行。每行5字，共30字(图7);形似篆文，又不全是篆文。当时任乃强教授释为:“天女五妹永保兹富贵寿福旨厥坤范受五方福社宣昭大志光垂彤史珍之。”笔者审视其中释为“五”的那个梅花点，发现与上清宫符箓中5个星斗(图5)形风味相同，则必有另外的含义;而且此印又与下述道教36字铜印异曲同工，故其释读可能并不如此简单。
1993年，都江堰市两河乡红梅村农民在天国山灵官堂附近，挖出一方道教铜印，印文共6行，每行6字，共36字，较为规则(图8)。其中许多字都与前述30字印相同。四川省博物馆藏857号铜印，印文与之基本相同，应属同一类器物。李蒲君所藏古印谱中，也有两个同样的印文。由此可见，此印是道教印章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这一印文中，巴蜀文字的成分似乎更大。
南宋王俅《啸堂集古录》下卷，载有“蜀嘉王铁鉴”十二字(图9)，未作考释。《岁华纪丽谱·器物谱》亦录有“古铁鉴”十二字，似乎是同一器物不同来源的记载。《器物谱》还作了带有传奇色彩的记述:五代前蜀王建的族子王宗寿(封为嘉王)，在江源(今四川崇州)得到了这面铁镜。它具有一种奇异功能，只要挂在楼上，便能照见街道集市上的动态。后来有位神仙化为青衣小儿，说那是他的东西，于是强行把它拿走。这12个字连同那段传奇故事，在《太平广记》卷八十五所引《玉谿编事》中也有类似记载。(图10)这一铁镜文字，属于道教神秘文字应无问题。当然，其中也许包涵有巴蜀文字的成分。
道教文字范围很广，从中挖掘巴蜀文字遗存，大有希望;不过这项工作还没有多少人做，尚有待于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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