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书法”之晚唐五代直抒心意的狂草书
我以为晚唐是中国书法史上佛教精神表现得最明显、最彻底的一个时期，它给中国书法艺术以深刻的启迪。众所周知，佛教在晚唐时代，主要是禅宗，特别是主顿悟的南宗禅。南禅特色，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认为只要“本心清净”便可立地成佛，在“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骂佛犹益真修”的思想支配下，禅宗各派中普遍出现不尚坐禅、不尚苦行现象，随缘任运，呵佛骂祖，机锋棒喝，亦狂亦癫。令人惊叹的是，与此同时的中国书法也出现了完全类似的现象––一种气势磅礴，狂态逼人的草书，一种以抒发作者情感为无上至尊的艺术，这种草书几乎垄断了晚唐乃至五代书坛，而他们中的领袖人物则是尽一色的禅僧：巧光、亚栖、梦龟、彦修、贯休……显然，这是禅宗与书法交融之后的产物。
我们发现，早在中唐时期，僧人怀素即已隐约领会到书法应重视清净本心，为了“小豁胸中气”而以心、意作书。巧光、亚栖等人，则从南禅风中找到了直指人心、直抒心意创作理论强有力的宗教思想依据，于是大胆地、义无反顾地将这种创作推向高潮，创一代新风。这种创作给我们最深刻的启迪是：书法艺术抒情表意为第一义，就像佛教以“自觉觉他”，涅槃智慧挽救众生为终极目的一样。现在，我们可以从流传下来的晚唐书家作品中看到他们那颗跳动的心，在这里，书法不再是一种应酬，也不是浅层次的消遣，而是书家的生命、灵魂，是书家的“阿赖耶识”。这里，我们找到了书法艺术的真谛。可惜的是，业已开启的书法真谛之门很快又被关上。杨凝式尚且还知道，“我意便是我法，我心便是我度”。到了宋人那里，这种绝对肯定心性，直指心源，见心见性式的境界就在强大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变成了对浑沌不清的“意”的追求。宋以后，元陈绎曾、清周星莲等人也曾偶然论及书法的真谛在于抒情写意，明代的徐渭等人甚至还窥见了亚栖等人的妙处，自得其乐地挥洒、发泄了一阵“胸中之气”。但千余年间，对唐末书家的创作及其意义始终没有人引起足够重视，以至近千年来的书法总是围绕着儒家入世思想，功利观念、中庸之道在道德人品、规矩法度和尚意、尚态上盘桓，不敢大胆地破法，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心性在书法创作中的至尊地位。直到当今，我们的书法理论家，才在西方美学的帮助下，重新发现了“抒情写意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这个秘密。书法真谛之路，多么迂回曲折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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