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金节与承德满族
“颁金”是满语，出生或生机勃勃之意
明代末叶，在我国东北边疆，崛起了一个少数民族，他们是金代女真人遗留在东北老家的子孙。建州女真爱新觉罗部首领努尔哈赤，靠十三副遗甲起兵，统一了白山黑水已经分裂的众多部落。明万历四十三年（1616），努尔哈赤首创八旗制度，四十四年（1617），建立后金政权，年号天命，遂把兵锋指向大明王朝，八旗铁骑屡屡冲破长城问鼎中原。
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因炮伤发作去世，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年号天聪。在长年的征战中，他深感中原人对曾经灭亡北宋的金朝和女真，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敌意和轻蔑。天聪九年（1635）阴历十月十三日，皇太极诏告天下，改女真（汉译为诸申）为满洲。转年，皇太极又改国号后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大明原有明教“点灯到天明，驱除黑暗”之意，而清既有明亮、又含水能灭火之意。当时正是大明崇祯年间，皇太极改年号崇德，另一层意思是你崇尚祥祯，我崇尚人德。被后世称为清太宗的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改后金为大清，改天聪为崇德，的确有他过人的政治意图。
1989年，我国于丹东召开首届满族文化学术讨论会，将每年农历十月十三作为满族的诞生日或命名日，满语“颁金”的汉译为“出生”或“生机勃勃”，与金银财宝的金没任何联系。从此，满族族名的纪念日就被称为“颁金节”。
八旗制度的创立者，是被后世尊为清太祖的努尔哈赤。八旗的基层组织为牛录，汉译为“箭首”。当时女真人狩猎渔牧为生，为便于记数，出门时每人交首领一枝箭，十人为一牛录，后人员壮大，定三百人为一牛录，牛录的首领为“佐领”；中层组织为甲喇，汉译为“竹节”，是牛录与上一层组织的过渡，五个牛录为一甲喇，甲喇的首领为“参领”；上层组织为固山，汉译为“旗”，五个甲喇为一旗，旗的首领为“都统”。都统虽为一旗之主，但皇帝为控制各旗，还分别由自己和至亲子侄任旗主贝勒，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旗主。后来随着政权的演变，八旗的尊贵不同编制也有增减，皇帝亲管的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人员最多，亲王、郡王管理的下五旗相对人员减少，但不管怎么有差别，满族人口无分男女老幼均在旗中，平时耕牧渔猎，战时冲锋陷阵，亦兵亦民，全民皆兵。
皇太极继位后，地域和人口不断增多，八旗满洲远不够用。天聪九年（1635），他按满洲八旗建置，编最先与后金合作的蒙古人为八旗蒙古；崇德七年（1642），他仍按满洲八旗建置，编生活在东北或在东北归顺大清的汉人为八旗汉军。从此后，这三种八旗人统称旗人，虽然在旗人内部，满洲人最尊，蒙古人次之，汉人最低，但旗籍的管理方法是一致的，旗人与一般汉族民众终究有别。例如在居住上，清初北京的南城，也称外城，居住一般汉族百姓；最中心叫宫城，即紫禁城，只供皇室办公居住；宫城外圈叫皇城，官署及高官居住；最外圈叫京城，全部居住旗人，八旗分驻除正阳门外的八座城门附近，离皇城最近的为八旗满洲，稍靠外的为八旗蒙古，最靠京城根的为八旗汉军。那时只要你报出京城住地，立马能推算出你的旗籍和族别。著名的满族作家老舍先生祖上隶正红旗，他家的老宅就在西直门一带，而且保准坐落在皇城根下。
所以我们今天说，旗人是个大概念，如果列成算式，旗人应该大于满族。也就是说满族人必定是旗人，但旗人还包括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当然，蒙古旗人、汉军旗人，虽然稍稍低于满洲旗人，终究比一般的蒙古人、汉人地位高得多。清代满汉不通婚，尤其是皇室，但汉军旗人除外。康熙朝的一等公佟国维，祖上就是汉军旗人，但他家出过两代皇后（一位是康熙的生母，一位是康熙的皇后），祖孙四人先后被封为一等公，清政府还“抬旗”令他加入八旗满洲。明代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后人袁文弼，在乾隆朝被编入宁古塔正白旗汉军，传至五世孙已经改了满族名字富明阿，由普通骑兵积军功升至骁骑校、参领、正红旗汉军都统，曾统率御林军神机营，后官至江宁将军、吉林将军，虽然镇压过太平天国，但他无论从军从政，都大有作为。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寿山，官至黑龙江将军，光绪年间抗击俄国侵略者，战败后反被朝廷责罚，全家殉难。他在战场上被子弹击中右腹，弹丸自左臀穿出，清史稿称“战愈猛，驰还壁，血缕缕满衣袴。”次子名永山，官至三等侍卫（正五品），在凤凰城率骑兵与日军作战，殿后遇伏，“连受枪伤，洞胸踣，复强起督战，大呼杀贼而逝。”
在清代，满族人当然有特权，但在旗的蒙古人、汉人也与满族人享有大体相同的特权，那时人们攀谈，首先看重你是不是旗人，久而久之，人们就把旗人与满族人混为一谈了。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公布，全国分布着982万满族人口，是仅次于壮族的第二大少数民族。而我们承德八县三区共360余万人，却居住有120余万满族兄弟，在全国各市首屈一指，远远超过了满族发源地的东北各市，甚至高过满族最集中的北京市很多。
首先，承德紧靠长城，北接内蒙古高原，是兵家必争之地，清代在长城一线大量屯兵，由于八旗兵民一体的特殊体制，驻兵后遗有部分满族人口；其次，承德是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随着木兰围场和山庄外庙的建成，这里成为练兵绥藩、民族团结的活动场所，大量满族人士来此定居；第三，热河自明永乐年间被划为蒙古人的游牧场，地广人稀，而京城八旗人口日益增长，耕地却不能增加，为解决旗人生计，清政府大量移民到这里垦荒开种，承德遂成为了满族和旗人的第二故乡。
除此外，因历史上各种自然灾害，使得中原山东、河南、山西、直隶等地的百姓成群结队来热河谋生，这就构成了承德以汉、满人口为主的居住特点，而排在第三位的蒙古族人口，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与满族人口移住承德的蒙古旗人，而真正的热河蒙古牧民，则大部分随牧业移居内蒙古各地。如居住在磬锤峰下的厄鲁特蒙古人，是乾隆平定西北准噶尔叛乱后，将准噶尔达什达瓦部编为八旗蒙古分几批移居承德的，虽然与热河原住民同属蒙古族，但前者是旗人，生而有俸银禄米；而后者是民人，不但要自食其力，同时还要向国家缴粮纳税。
旗人虽为贵族，与一般民人相比享有很多特权，如耕种土地，只要给庄头交一定的地租，就不必再负担国税；另如触犯了刑法，只能由管理旗人的机构审理，普通的衙门奈何不得。但是最广大的旗民，还是被称作“包衣”的劳动人民，他们与民人一样耕作狩猎，一样也养成了吃苦耐劳、善良勤奋的优良品质。甚至其中的一些人成为封疆大吏之后，依然本色不改。
于成龙，镶黄旗汉军，为旗下包衣，随主人定居丰宁南关，自幼给主人放牧为生，因勤奋好学，由荫生授乐亭知县，后改任滦州和通州知州。康熙二十年（1681），任直隶巡抚的汉人于成龙（因年长被称为老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到任前按规定举荐在通州任知州的小于成龙可用，遂被康熙先后提升为江宁知府、直隶抚巡、都察院安徽御史、河道总督等职，他每到一任，都把抚绥旗民、团结满汉作为首务，他多次微服回乡，公平处理旗民事务，清官于成龙的大名一直传至今天。康熙三十七年（1698），于成龙主持修浚京郊浑河，康熙皇帝验收后亲自更名为永定河。两年后，于成龙在河道总督任上病逝，康熙下诏抚恤。
清朝末年，江南出了一件震惊皇廷的大案，余杭举人杨乃武与“小白菜”葛毕氏被屈打成招几成冤鬼，后在刑部尚书皂保、桑春荣共同主持下终得平反昭雪，那位满族尚书皂保，就是从承德走出的贤官。他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进士走上仕途，为官三十七年，从编修、侍讲一直做到理藩院尚书、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礼部尚书，虽然晚年致仕皇帝赐住京城，但他因为公正廉明，在承德市区温家沟的老宅一直得到承德百姓的厚爱，这恐怕就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吧！
还有很多满族旗人，是随清廷政府机构来承德为官的，他们也能为官一任，留名一方。乾隆年间，一位叫觉罗嵩阿礼的满族正蓝旗人，调任平泉州知州，他贵为皇帝的远亲，但自到任之日起，就不带家眷幕僚，到任后又力除旧弊，减税轻赋，以至任满离职时，“攀辕卧辙者，直达凤凰岭外”。正是有了一大批满族先贤们的努力，各族人民才一同开发建设了承德这片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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