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拜年中不变的dna
新春将至，办公桌上的贺年卡与日俱增。不要以为这是洋玩意儿，其实，它才是地地道道的“土特产”呢。
北宋时期，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的名片“谒”、“刺”开始用于拜年，化身为贺年帖。现存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一张贺年片，是北宋大文学家秦观送给子允学士的，且是由他亲手书写，内容是：“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手状”。宋以后，贺年卡越来越普遍地使用在社交礼节性的拜年中。元代的“飞帖”、明代的“代僮”等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从最初的“磕头交相揖”式的面对面拜年，到逐渐走向更便捷、针对面更广泛的“贺年帖”，再到如今风靡的网络拜年等，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拜年这样的民俗中均有相应的投射。
“团拜”源自汉代，是拜年习俗之始
张勃（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副教授）：汉朝中期以后，每到岁首，朝廷要举行大朝会，群臣聚集起来，有时外国客人也加入进来，给皇帝、皇后等叩首，进献礼物，庆贺新年添寿，皇帝则宴请群臣，并经常加以赏赐，这个场合经常有乐舞表演，显示出一种其乐融融的和谐场面。这种仪式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和政治含义，通过这样的仪式，确立了君臣之间的既有上下之别又有共同利益的复杂关系，也确立了中央和地方、帝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对内显示繁荣，对外彰显国威。或许这可以算作是最早的“团拜”吧。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正旦朝会从汉代一直延续到清朝，始终是皇家的重要典礼。在朝廷的推崇下，民间拜年也日成习俗。朝廷将岁首作为展示与加强君臣之义的时机，民间则作为乡里家庭聚会的良辰。
拜年方式折射人际范围逐渐扩大
苑利（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唐宋时期，由于人际往来密切，此时的人们也开始关注贺年卡的交际功能。有时由于应酬太多，分身乏术，东家常常会指使自家的孩子或下人挨家挨户地送帖。送帖人如果时间紧，就会直接将贺卡扔到人家门口了事。所以，历史上贺卡又叫“门状”或“飞帖”。
正是由于当时社会有了这样一种需求，所以，在宋代，一个新行当——邮递业应运而生。宋代张世南所撰《游宦纪闻》以记录土俗掌故、逸闻轶事、风土人情、文物鉴赏而著名，书中记载了每逢冬至、元旦等年节，“凡在外官，皆以状至其长吏”的习俗。从这里也可看出，宋代已经有了专门邮寄贺年卡的业务了。而贺年卡真正被称为“贺年帖”被加以使用，还是明清以后才出现的。
萧放：明朝中期北京有所谓“望门投帖”之俗，就是一种礼仪形式的拜年。那时，东西长安街住户大多是朝廷官员。拜年的人不问张家李家，只管从东街到西街，一路“望门投帖”。拜年帖上写“某某拜贺”，所拜的主人名字都没有。被拜的人也是应付，要么设个门童，要不干脆在门口准备一个红纸袋，称为“代僮”，专门接拜年帖子，或者准备一个门簿，来客登记留名。
张勃：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结点，因为不同的缘故而与其他人结成或远或近、或亲或疏的关系。传统社会中，这些关系基本是建立在血缘、姻缘、地缘之上，因而拜年尤其注重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的调整。可以说，旧时拜年的过程，就是家庭关系强化的过程。随着社会发展，除了血缘、姻缘，业缘和志缘的关系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于是现在基于业缘关系和志缘关系的拜年也变得越发重要了。
科技进步引发拜年方式的巨变
李汉秋（中国民协节庆委员会主任、传统节日放假的首倡者）：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拜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走家串户地登门拜年，一天下来最多走四五家，道远的就只能寄张贺卡了；后来，随着家庭电话日渐普及，人们可以通过电话相互问候，就算天南海北，距离也就是电话线那么长了；及至目前，手机成为日常生活用品，短信拜年变得司空见惯。平日里疏于问候的亲朋好友，发个短信送上祝福，手指动动，就与更多人进行了情感交流。
网络拜年更是这一两年的时尚。去年春节前，我的电子邮箱收到了不少亲朋好友发来的电子贺卡，制作相当精美。今年我刚学会用电脑视频，昨天就有学生问我有没有3g手机，想春节的时候用手机视频给我拜年。
正是由于科技的发展不断注入崭新的时代气息，拜年，这一传统的年俗才能够与时俱进、充满活力与生机。
苑利：尽管拜年的形式在变，但人们通过拜年传递关爱之情这一点，却始终没有变。而这不变的情，也许正是来自于中国文化的dna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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