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不喜欢葡萄酒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karlmax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均出生于德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普鲁士的莱茵省，而且均病逝于英国的伦敦。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在我国经常被喻为“小资情调”的葡萄酒却是马克思的喜爱之物，他和葡萄酒产业有着很深的交往和感情。
参观过位于德国西南边境的小城特里尔马克思的故居的游客都知道，那里有卖印着马克思头像的黑比诺葡萄酒，每瓶7.5欧元。这是当地为了纪念“特里尔的儿子”伟人马克思而生产的一款中等品质的葡萄酒。据说这也是当年马克思最喜欢饮用的葡萄酒之一。马克思在流浪他乡的日子里，常常怀念的就是他家乡的葡萄酒。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述及喝葡萄酒的有400处左右，他们在葡萄酒文化方面都有着很深层的认识和修养。马克思的父亲在摩塞尔地区有一个不大的葡萄园，马克思也认为自己的“成份”是葡萄园主,他从小就在葡萄酒产区的环境中得到熏陶，他在家乡时就经常抨击普鲁士政府对果农和酒农的政策，引起当局对他的迫害，致使马克思常年流亡国外。在以后的《资本论》等一些著名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经常以葡萄酒产业的例子来阐述劳动价值，分析社会资本的构成和不合理现象。
我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于光远，曾经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其中有段很有名的故事。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等领域是一代伟大的导师，而且他们在品评葡萄酒方面也不愧为权威人士。马克思在写给他女婿保尔-法拉格的父亲(亲家公)佛郎斯瓦-法拉格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衷心的感谢您寄来的葡萄酒。我出身于葡萄酒产区，自己也是葡萄园主，所以能恰当的鉴赏和品评葡萄酒。我和路德（马丁-路德）老头一样的甚至认为，不喜欢葡萄酒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永远没有无例外的规则）”。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马丁-路德的原话，高度评价了葡萄酒。但马克思是一个思维严谨的人，所以他在那个“不喜欢葡萄酒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后面又加上了（永远没有无例外的规则）。于光远认为，此信一方面说明马克思与葡萄酒之渊源，一方面说明马克思（包括马丁-路德）对酒的评价。“不喜欢葡萄酒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不能说惊世骇俗，至少出自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之口其分量并不一般。于光远特别强调马克思加的那个注脚——“没有无例外的规则（意思就是说总有例外）”，认为马克思并非有意使这一结论绝对化，因此许多人不必归入“永远不会有出息”之列，包括那些自今还在尊崇马克思主义而又不懂得葡萄酒文化的领导们。
马克思曾经说过：“友谊需要用忠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养，用谅解去护理。”此外，也许还需要用葡萄酒去交流。比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中，葡萄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书信往来频繁地提到各种葡萄酒，可谓酒逢知己。
1857年7月30日，正在利物浦度假的恩格斯给住在伦敦的马克思写信说：“我已差人从曼彻斯特给你寄去一筐酒，有6瓶波尔多、3瓶波尔图、3瓶赫雷斯，这对你夫人很适用。如果这件事办理得好，应当已经寄到。请告诉我，波尔图和赫雷斯的封印是什么颜色，以便我能监督我的酒商。赫雷斯应当是黄的，波尔图好像是绿的。波尔多的酒标为cosd'estournel……”
—cosd'estournel刚刚在1855年为迎接巴黎世博会而制定的波尔多分级制中被列为12家二级酒庄之一（现为14家），波尔图（port，也译波特酒）是葡萄牙的一种加烈葡萄酒，赫雷斯（jerez）是西班牙的一种加烈葡萄酒（其英文名sherry译作雪利酒）。至于为什么说对马克思夫人很适用，可能因为燕妮再次流产，身体比较虚弱，恩格斯借酒表示慰问。
1859年12月22日，新年快到了，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致信燕妮：“今天晚上有空，才能够给你们寄去12瓶酒作为节日的礼物。希望这些酒能为你们所喜欢并为你们全家助兴。香槟和波尔多马上就可以喝，而波尔图应当稍放一放，到新年时才适于饮用。”
相比贫困潦倒的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打理家族纺织生意的恩格斯比较宽裕，便经常接济马克思一家。特别是在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攻坚阶段，恩格斯的来信经常会提到刚寄出的支票和葡萄酒。比如在1862年的书信往来中，我们可以得知：恩格斯在2月28日寄出8瓶波尔多红酒、4瓶1846年的莱茵白葡萄酒、2瓶雪利酒；11月15日又寄出12瓶波尔多红酒、2瓶1846年的莱茵白葡萄酒、24瓶1857年的莱茵白葡萄酒。
马克思和燕妮的身体不好，大女儿小燕妮也体弱多病，恩格斯常常把葡萄酒当作特效药物寄给马克思，而且医生为患黄疸病的马克思开出的偏方就是“一天喝三四杯波尔图和半瓶波尔多”。
1882年，马克思在二女儿劳拉·拉法格的陪同下到瑞士疗养，恩格斯在8月26日致信正在洛桑的马克思，不厌其烦地向他推荐了当地的6种葡萄酒，并认为饮酒“毕竟是能够使你恢复过去精力的唯一办法”。马克思不但品尝了当地的葡萄酒，而且还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丰收在望的葡萄园，给恩格斯回信说：“我和劳拉一起爬上了这里的葡萄园高地，以及蒙特勒的更高的葡萄园，一点也没有感到呼吸困难。”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友谊可谓“酒精考验”。恩格斯与劳拉·拉法格、奥古斯特·倍倍尔、爱德华·伯恩斯坦和卡尔·考茨基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书信往来，也经常会提到各种葡萄酒。比如针对19世纪下半叶席卷法国的葡萄根瘤蚜虫灾害，恩格斯在1886年9月13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在现今资本主义的生产中，葡萄虫竟破坏了拉菲、拉格朗热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名酒的生产，了解到这个情况是令人称快的，因为我们会欣赏这些名酒，却搞不到，而犹太人和暴发户能搞到这些名酒，却不会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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