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忘形：林彪成接班人第二天宣布一政策
1966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会后，其他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对外都不再提，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明确宣布为接班人。
多年别有用心地钻营，终于得到了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地位，野心实现了很大一部分。不过据林彪当时的警卫秘书(亦有人称卫士长)李文普回忆，林彪开始对担任这一角色并不高兴，李的回忆是：
1966年7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设施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他一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就赶来看望，和他谈事。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
一个长期以阿谀奉承和肉麻吹捧谋取权力的人，一旦被选为第二把手，居然会有这种表现，确实令人难以理解。不过人的心理往往是很复杂的，林彪出于某些考虑或前车之鉴，出现不详的预感或担忧也并非没有可能。不过从后来的历史事实可以证实，他还是有强烈的权欲，并试图夺取更大的权力，这个唯一的副主席位置并未令他满足，而是刺激起更大的野心。
从1966年8月起，过去总自称有重病的林彪参加了8次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一次几小时站立都能坚持下来，而且其他事务也积极异常。他发表了许多煽动性讲话，提出诸多极端性的怪论，而且打倒一大批干部并安插自己的亲信。
林彪刚就任党的第二把手的次日，即8月13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林彪便宣布了他的“三罢”政策，威风凛凛又杀气腾腾地宣布：
第一条，高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林彪在这天的讲话中，居然还这样解释“文化大革命”：“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
1967年1月，全国掀起“夺权”狂潮。当时林彪又这样解释夺权：“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
此时的造反派们，还是热衷于夺党政大权，林彪却认为军权是权中最重要的权。从运动一开始，他便在军中各军兵种安插同党，培植亲信，并特别强调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其实，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林彪为了全面抓住军权，便先搞倒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又诬陷并搞倒了总参谋长罗瑞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又与陈伯达、江青等人勾结，排斥异己，残害老干部。借助群众运动，有预谋有计划地迫害了一大批高级干部。
林彪在不择手段地迫害异己的同时，又把自己的亲信和走卒安插到军队的要害部门。让邱会作任总后勤部部长，李作鹏去抓海军，吴法宪抓空军，再加上他的老婆叶群从中串连，结成反党集团并控制了军队的主要机关。
1968年春天，发生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倒的事件，林彪乘机把在广州军区任司令员的老部下黄永胜调来任总参谋长。自己的老婆叶群，则成为联络这些宗派骨干的牵线者。这样，一个以林彪为首、以黄、吴、叶、李、邱5员大将为骨干的集团便得以完全形成。
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形成，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和派性猖獗的结果。不过在这一集团从形成起直至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还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并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夺取更多的权力，尚未直接进行准备政变的行动。而从1970年秋天起，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牵头又建立了一个黑帮性质的小集团，充当了发动武装政变的工具，使林彪集团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年纪轻轻的林立果能够出面组织“小舰队”，利用的也是中国封建宗法观念的余毒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林立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只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利用林彪的特殊关系，于1967年参军并进入空军司令部，交党委办公室的周宇驰来带，二人结成了极为特殊的关系。
两年后，即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思，任命年仅25岁的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王飞、周宇驰又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作了传达。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调动、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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