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密史：要不是这人安排不知会走到哪里
抗大是毛泽东主席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亲自倡导和主持创办的一所专门为抗日战争储存、培养、输送军政干部的学府，是革命的大熔炉。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抗大创办9年，由最初的数百人，直至发展成为拥有12所分校、数万名学员，先后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10万余优秀儿女。当时的抗大物资经费困难、设备简陋，教员也是很缺的。为了使教学正常进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充当义务教员。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位。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为抗大的创办倾注了满腔心血，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为了帮学员们适应时局转换，毛主席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备课，给学员们讲政治形势、党的政策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演讲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针对性强，分析问题精辟入理。
毛主席这些大“教授”非常平易近人，他们来讲课，既不兴师动众，也不戒备森严。有一次，毛主席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微笑着摆摆手，让学员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他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接着，他又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人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1936年12月12日，在抗大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上来，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又亲自来到抗大，给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他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学员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思想豁然开朗。后来，毛主席在抗大又讲了《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使学员们受益匪浅。他讲课的内容，不是从抽象的哲学概念出发，而是从长征和抗战初期的现实实践开始，信手拈来的话题，深入浅出的阐释，高屋建瓴的结论，或嬉笑怒骂、当头棒喝，或循循善诱、通俗易懂。
有时候，毛泽东夜间工作时间太晚，第二天不能准时到学校上课，学员们就列队来到凤凰山下毛泽东住处的小院子里，席地而坐，聆听演讲，认真记录。随着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越来越多，大家都想亲耳听听毛泽东的演讲或报告，于是就开设了露天大课堂。延安城里抗大的庭院里，清凉山下陕北公学门前的广场上，以及桥儿沟鲁艺的院子里，摆上一张小方桌，放一个装满热水的搪瓷缸子，毛泽东站在桌子旁边就开始演讲。说到激动之处，他往往双手叉腰，身体前后移动，甚至在台上来回走动，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牵动着听众们的心。
在万里长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都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长征资料图
获取敌情以情报做基础
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如今，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世，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了情报工作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长征资料图
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破译成功率几达百分百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长征资料图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长征资料图
相隔千里仍能保持接力配合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台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路上无法进行工作。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在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一方面军。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一方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
当中央红军长征时，红六军团有一部电台，先后由一、四方面军的电台同其保持联络，也能分享到情报。在长江以北活动的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他们同中央联络要靠交通员，走一次需要几个月，沟通信息非常困难。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见到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马上分配给他一部电台，这样各支主力红军都有了电台，都可以保障电讯联系并对敌实施侦察。国民党军从无破译红军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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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中进行无线电侦破的无名英雄，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红四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蔡威在长征中带病工作，被担架抬出草地时病逝。总司令部的领导人非常伤感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双宝贵的眼睛。”出于保密需要，直至上世纪80年代，蔡威的福建老家才公布了他的英雄事迹，并把埋在甘肃的遗骸运回家乡隆重安葬。
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情大都能细致掌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行动却基本茫然不知。毛泽东称赞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说，曾希圣同志是搞“玻璃杯”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压宝，看得准、赢得了。
在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能够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如中央苏区失陷时、红十军团在怀玉山失败时，机要人员都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不少电讯人员受到教育后还参加了红军。
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国民党当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蒋介石从在大陆失败一直至1975年病死，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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