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是不是蒙古族的图腾
摄影/通拉嘎
（原标题：回望一匹狼）
文/特·官布扎布
在岁月深处的山上站着一匹古老的狼。他像一尊雕塑，又像一个标本，更像是摆放在那里的刻意造型，很艺术地站在那里，接受风的吹拂、雨的洗礼和后人对他的种种论说。他与这个年代和我们隔着很长很长的时空距离，其间弥漫着浓浓的岁月灰尘和历史的迷雾。
他就站在那里，让我们看不清面目，但又使我们不由得频频回头，而且用各种姿态久久地极目远眺。这是因为，十几年以来关于他的话题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搅动着人们的思绪，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诱发着一轮又一轮不知休止的争论。尤其是电影《狼图腾》上映后，这种争论走向了复杂化、激烈化，甚至走向了一个微妙的拐点。那么，站在岁月深处的那匹狼与蒙古人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蒙古人真的视他为兽祖和图腾？蒙古人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虔诚的崇拜狼的民族？如果说“是”，一些人坚决地摇头；如果说“不是”，另一些人又不肯让步……
难道，这真是一道永远也说不清楚的话题？难道我们就这样不知休止地争论和争吵下去？其实，这既不是说不清楚的问题，也不应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要想看到它的究竟，要想说清它的原委，我们应该从“图腾”一词和它的概念入手，一步一步地走进问题，一个一个地得出结论，最后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众所周知，“图腾”一词本不是我们东方的语言产品。它的出产地是美洲，生产者是古老的印第安人。它在出产地的读音为“totem”，在汉藏语系和蒙古人所属的阿尔泰语系中没有这个词。这个词在出产地的本意是指与某一氏族人群有渊源关系而被崇拜的特定物种。这个特定物种可能是植物，更可能是动物。同时，该词还有表述标志的含意。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形态的内涵和相貌，是这个民族有别于那个民族的认知体系。各个民族的这个认知体系，虽然都是人对自己与自然的感悟成果，但相互间往往有着一定的差异与不对等性。所以，不宜用这个民族的认知体系解读那个民族的生活形态。“图腾”是不同于蒙古人的印第安人对祖先的认知与表述，我们大无必要用它来解读蒙古人祖先渊源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智者们津津乐道地引进它，并且用它关照蒙古人的祖先认知，最后导致了本无必要的复杂争论。所以，我们只好还是戴着“狼图腾”这副眼镜，回望岁月深处的那匹狼，探寻蒙古人有无狼图腾的历史印迹。
蒙古人究竟有没有狼的图腾？狼是不是蒙古人虔诚崇拜的兽祖？很显然，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而不是现在的事情。因为是古老的问题，只有生活在古老年代的人们才能说清楚。所以，我们应该去问古人，而不是不断向现代人打听。纵观近年间的争论，人们似乎都站在现今蒙古人的立场上发表着肯定与否定的意见。应该说，这是毫无意义的和徒劳的。因为，再高寿的老人也不是这一事情的见证者。所以，他们说了不算数，而一言九鼎的应该是古人说的话。可是，古人们都不在了，都去世了，不会回答我们任何的提问了。但庆幸的是，岁月未能带走他们的一切，他们亲手写下的生存记录穿越时空流传到了我们的手里。对后世的人们来说，这可是了解古人生活，窥探他们内心世界的宝藏。对蒙古民族来说，《蒙古秘史》是祖先留给后世族人的绝世经典。这个世界上凡关古代蒙古史的著述都源自该书的相关信息。那么，在被称为古代蒙古历史文化百科全书的《蒙古秘史》中有没有以狼为图腾或狼崇拜的记录呢？回答是，除了以狼为称呼的人名以外绝无半句狼崇拜记录。这是我用现代汉语翻译《蒙古秘史》时的观察结论。那是2004年和2005年，第一波“狼图腾”争论舌战正酣的时候。因为面对争论自己无话可说，所以在翻译《蒙古秘史》时特别注意了这一点。由于未能找到蒙古人崇拜狼的任何记录，译著出版时我接受了一次采访，说了说自己的发现。
从唯一的，最早的，蒙古人自己写就的《蒙古秘史》中找不到狼崇拜记录，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回答是该去观察一下古代蒙古人对狼的态度。是啊，换一个思路，就是换一种可能。果然，翻开《蒙古秘史》，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样一个情节：当成吉思汗还是少年铁木真时，因为一只鸟和一条鱼的争夺，与弟弟合撒尔一起射杀了同父异母的另一个弟弟。对此，大智大慧的诃额仑母亲极为生气，便怒骂少年铁木真：
“……如同
活吞生灵的莽魔
如同
自冲其影的猛禽
如同
凶猛残暴的野兽
又如
咬断羔驼脚跟的公驼
雨天猛扑羊群的饿狼！”
骂完，似乎还没有解恨，又加了一句：“你这如狼如虎又如猛禽的孩子呀！”很显然，在这段骂语中充斥着对狼的厌恶与憎恨。在当时，在近1000年前，如果蒙古人认为狼是自己的图腾，如果有狼崇拜习俗，如果有与狼的渊源记忆，智慧和贤德让仇家怯之三分的诃额仑母亲绝不会用这样的语气说到狼的。由此可以看出，在13世纪，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并没有以狼为图腾的认知，也没有崇拜狼的习俗，更没有视狼为兽祖的记忆。而岁月深处的那匹狼，对当时的蒙古人来说只是一匹自然的狼，只是一匹可以惧怕，可以憎恶，也可以猎杀的自然狼！
写到这里，这篇小文就该结束了。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就是这场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姜戎先生“狼图腾”论点的来源问题。难道《狼图腾》作者姜戎先生果真是伪造了一个叫狼的图腾，并把它强加给了蒙古人？而且，这完全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我认为也未必，而且也可能有未被我们串接起来的一些原由。
蒙古史学研究的概况告诉我们，学界对蒙古人的族源有多种说法。其中有“匈奴说”“突厥说”。也就是说，有学者认为如今的蒙古人是从远古的匈奴人演化而来的，也有学者认为是从古代突厥人演化而来的。事情的蹊跷就在这里，如果按照这样的线索观察上去，我们就会在被认为是蒙古源头的突厥与匈奴的史书中找到足够说明以狼为图腾与兽祖的相关文字。其中，《周书·突厥传》就记录了二则传说。一是说：突厥人的祖先原来生活在匈奴北部，阿谤步是部落的首领，阿谤步有兄弟17人，其中一个兄弟叫伊质泥师都，是母狼生的。部落首领阿谤步等人性情愚笨，部落渐渐地败落下去。而母狼所生的伊质泥师都由于感受到特别的灵气，能呼风唤雨，宛如天神，娶了两个妻子，分别是夏神与冬神的女儿。有一个妻子一胎生了4个男孩，大儿子比其他几个儿子更关心部落百姓的疾苦，经常周济族人，大家经过选举一致奉为君主，改国号为突厥。其二说：突厥人本是匈奴人的别种，姓阿史那氏。在部落征伐战中，一个匈奴部落被邻国打败，部落族人被杀戮殆尽，最后只剩下一个年方10岁的小男孩。追杀的士兵见他年纪太小，不忍心杀他，但是，为了防止复仇，就砍掉了他的双足，把他扔在荒郊野外。有一条母狼救了他，用肉喂养这个男孩，男孩长大后，与母狼结合，母狼怀了他的孩子。后来，母狼生下10个男孩。他们长大后，在外面娶妻成家，后代各有一姓，阿史那氏即其一。有了这两则传说，我们就可以不再举例匈奴人与狼的传说了。不论是突厥人，还是匈奴人，两则传说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将狼当作图腾的，与狼的亲密关系。如果，蒙古人真是突厥人或匈奴人的后裔，那么狼不就是他们古老先人的图腾吗？不仅如此，对非蒙古语的学者和读者来说，还有一个将证据链延伸到后代蒙古人身上的铁证。那就是：明朝时所译《元朝秘史》中：“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的句子。有了这样一个上下呼应的证据链，谁还不认为狼就是蒙古人的图腾呢？但遗憾的是，古人遗留的这个线条已被越发智慧的后人一一地抹掉了。第一个被抹掉的是蒙古族源的“匈奴说”和“突厥说”。随着早期蒙古人的墓穴在海拉尔地区被发现，蒙古人源于东胡，进而室韦的论点有了排他性的物证支持。更是《元朝秘史》中的那句话，完全是由翻译错误导致的。如今，我们都知道人名、地名是不能翻译，而只可音写的。可在几百年前的明朝没有这些规矩，所以，译者们就把本为：“成吉思汗的根祖，是苍天降生的勃儿帖赤那，其妻豁埃马阑勒”的句子译成了上述的那样。因为，他们把人名译成了活生生的叫苍狼、白鹿的动物，长时间地忽悠了非蒙古语的学者和读者，也怂恿他们堂而皇之地提出了“狼图腾”论点。
随着从“匈奴说”、“突厥说”到“苍狼”“白鹿”这条线索的消失，引发人们十几年争论的“狼图腾”论点也该随之消失了。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在我们中间仍有一些人坚信蒙古人的狼图腾是存在的。在这些人中，既有一些学者，也有如姜戎先生采访过的人们一样的百姓大众。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人的族群结构是简单的、纯粹的。而经成吉思汗的大举整合，在蒙古这一族名下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既有原本就是蒙古的蒙古人，也有原来被称作突厥、匈奴的人群和其他各有族称的人群。这些人群的后人在后来的岁月中，虽然成了说蒙古语、写蒙古字、读蒙古文的蒙古人，但他们对祖先的文化记忆因未遭清洗而被保留了下来，并在成吉思汗之后直到现在的时间里，不断以蒙古人的身份将它表述出来，有的被写进了史书，有的则流传到了民间。其中，包括狼图腾记忆，狼崇拜印记。于是，简单一个“有”和“没有”已不足以表述当今蒙古人的文化认知……
啊！在岁月的深处，那匹狼依然那样站着，虽然我们之间距离遥远，又灰尘重重，迷雾浓浓，但我们总有一些办法能够看清你，认清你……
特·官布扎布 (1957～)
http://www.chinawriter.com.cn中国作协会员
蒙古族。内蒙古通辽库伦旗人。中共党员。1985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1975年回乡务农，1977年被选入库伦旗乌兰牧骑，大学毕业后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潮洛濛》杂志副主任，《内蒙古少年报》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等。现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内蒙古作协副主席，内蒙古文学研究会副会长。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放牛娃》、《二十一世纪的钟声》、《蓝天飘云》（蒙文版三部），策划编创出版《生命证书》、《当代中老年自助回忆录导写本·我的人生经历》等，另有《蒙古秘史》（蒙译汉，解读，合作）。曾多次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嗄奖等，2000年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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