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如何当上皇帝的？是“周公再世”，还是“千古第一奸”？

发布时间:2017-08-03 栏目:专题投稿:超帅的手机

据说在上古时期曾有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就是君位，也是“选贤与能”，由民主推举。这就是千百年来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尧、舜禅让的故事。据说尧在位70年，认为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肖，不足以受天子位，便向四方诸侯咨询接班人选。他们向尧推举生活在民间的舜。尧经过考察，最后就把天子之位禅让给了舜。舜在晚年也以同样的方法把天子之位禅让给禹，没有交给自己的不肖子商均。后来，禹的儿子启较为贤明，诸侯都归附他，从此便开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王位世袭的社会。

尧、舜禅让的故事究竟如何，因时代久远，我们已不能知其详了，但在后来的“小康”社会中，却出现过不少禅让的事。战国时，燕王哙任子之为相，君臣二人感情笃深，燕王哙认为子之贤明，有治国之才，就把君位禅让给了子之。但子之做了三年国君，结果燕国大乱，齐国趁机进兵，几乎灭掉燕国。看来这是一次糟糕的禅让。汉代以后，禅让的事更是层出不穷，王莽代汉、曹丕登基、司马炎建晋、南朝的代谢、北齐的建立、杨坚建隋、赵匡胤建宋，都采取了禅让的形式。其中最典型的禅让当然要数王莽代汉了。后来的一切禅让，可以说都是从王莽那里学来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王莽受禅让为皇帝的过程。

王莽，字巨君，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汉元帝去世，成帝即位，王政君为皇太后。她的兄弟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控制朝政，其他兄弟也都封侯获爵，声势煊赫。王氏家族一门十侯，五大司马，几十人被封为列侯，成为西汉历史上时间最久、实力最大的外戚集团，实际上控制了汉朝的政权。西汉末年，刘氏王朝已经十分腐朽，不仅劳动人民对它深恶痛绝，就是一些当权的豪族地主和在政治上有很大势力的富商大贾也对刘氏王朝失去了信心。当时不少人认为“汉德已衰”，气数已尽，希望另有贤德的人来取代刘氏的统治。王莽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开始他禅让的历程。

在王氏家族中，王莽的父亲王曼早逝，既无封号，也无官爵。王莽少年孤寒，和他的叔伯及兄弟辈比较起来，根本不具备夺权的客观条件。正是由于他个人的机谋和智术，并凭借着家族的基础，才登上了最高权力的宝座。

王莽获取政治权力最基本的谋略，就是采用各种手法为自己捞取清廉的美名。汉代标榜“以孝治天下”，国家选拔官吏，注重道德操守，有孝廉的名目，因此社会上比较注重名节，成为一时风气。当王氏家族的贵族公子们大肆骄奢淫逸的时候，王莽却摈弃声色，“折节为恭俭”。在社会上，他拜名儒陈参为师，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读儒家经典，精通其义；同时，他广泛结交社会名流、儒学博士，竭力博取他们的好感。在家中，他恭谨地侍奉早寡的母亲和嫂嫂，教育亡兄留下的侄儿。更重要的是，他竭尽全力侍奉执掌朝廷大权的伯父和叔父们。王凤生病时，他在侧侍候，不离左右，亲自尝药，蓬头垢面，接连几个月不解衣带睡觉，由此大得王凤的好感。其他几位叔父也认为王莽是一个难得的仁慈的君子。王莽的这些行动终于赢得了丰厚的回报：王凤向朝廷推荐他做官，王商向汉成帝上书愿分自己的封邑以封王莽；一些名儒学士也上书成帝，对王莽大加赞赏。于是汉成帝就在公元前16年封王莽为新都侯，并晋升官职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从此王莽得以侍从皇帝左右，成为朝廷大臣。

如果说在此之前王莽“折节为恭俭”还有一点真实的话，那么此后他就以此作为获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谋略了。他爵位越尊贵，节操越谦恭，并不因官高位尊而盛气凌人，于是各方人士纷纷向朝廷上书，推荐王莽“才可大用”。这时的王莽虽然才30岁，但他在汉朝所获得的声誉却超过了王氏家族中其他任何一个人。他越是声誉日隆，越是做出一些沽名钓誉的“激发之行”，即使是很明显的虚伪做作，他也处之泰然，毫无愧色。另一方面，他千方百计地收买人心，所得被赏赐的钱财，大都分给儒生和学士。于是在野的儒学名士也一起吹捧王莽的德行为当世之楷模。这样，当他38岁的时候，就登上了大司马大将军的宝座，成为百官之首，仅次于皇帝了。

不久汉成帝病逝，因其无子，刘欣以外藩入继为皇帝，是为哀帝。哀帝的外戚集团随之大量拥入朝廷，他们与王氏外戚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逐渐尖锐起来。元后虽以太后的名义掌握着朝廷大权，但为了平衡权力之争，她劝王莽暂避一下哀帝外戚的风头。而汉哀帝对王莽逼近龙座，气势凌人，既厌恶又恐惧，也巴不得把他赶出朝廷。王莽见处境尴尬，便采取退隐的办法，回到封地南阳，过了六年蛰居生活。王莽在退隐期间，一面密切注视着朝廷的动向，一面广泛结交各方人士，猎取声名，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就在他蛰居的六年中，他的党羽为他上书诉冤者多达百余人，为他重返朝廷大造舆论。哀帝是一位昏庸无能、荒淫无度而又愚蠢荒唐的君主，他的统治十分腐败，给王莽重新上台提供了条件。哀帝鉴于舆论的压力，只得召王莽重返京师。哀帝是一个短命的君主，不久就寿终正寝了。哀帝死后，王莽又重新掌握了汉朝的军政大权。为了进一步控制朝政，他立了一个年近9岁的中山王刘为傀儡皇帝，然后又把哀帝的外戚及其亲属全部赶出京城，其他对他不满的人，他都捏造罪名，悉加扫除。同时，他又引名儒、孔子嫡系孙孔光为知己，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时王莽的实际权力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大司马大将军这一职务的职权，他就想获得一个与实际权力一样的名称。但王莽自己却不直接提出来，而是将其意图示意给其党羽。当其党羽承其意旨上奏朝廷时，他又泪流满面，再三推辞，以表示自己的谦恭。这一套简直成了他一步步获取最高权力的惯用手法，常常采用，每次都能给他带来政治上的莫大好处。其党羽纷纷上书朝廷，称颂王莽功德巍巍，可与周公媲美，应该像成王封周公那样封王莽为“安汉公”。当元后与大臣们商量对他如何分封时，他却抢先一步向朝廷上书，表示谦让，不愿受封。当元后在其党羽的暗示下加封王莽时，他又称病不肯任职。元后再次召封，王莽又再加拒绝。王莽的举动，把元后也搞得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认为王莽恐怕是出于至诚吧，于是就仅仅分封了王莽推荐的孔光等四人。哪知王莽还是说大病在身，不肯出来任事。王莽的心腹们知道这是王莽沽名钓誉的诡计，于是又向元后上书，说谦让是王莽个人的事，封赏是朝廷的事，只有对王莽论功封赏，才不会使天下人失望。元后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于是下诏书，隆重封王莽为太傅、安汉公，增加封户二万八千。这时王莽看火候已到，便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名利双收。

王莽知道，姑妈元后是他通向最高权力宝座的阶梯，因此他采取各种办法来讨元后的欢心。为了使元后得到“爱民”和“节俭”的美名，他先让元后下达了一个减损衣食的诏令，他则第一个带头响应，献钱百万、田三十顷，以救助贫民。当元后“节俭爱民”的美名倾动朝野时，他又率群臣向元后上书，劝元后要以社稷为重，恢复太皇太后的衣食礼仪。这一招确实使元后十分开心，王莽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讨得了元后的欢心，自己也获得了忠孝的名声。

王莽是在外戚专权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深知外戚在王朝政治中的重要性，因此他决定让女儿做年仅11岁的汉平帝的皇后，自己则根据西汉的惯例，以皇后父亲的名义执掌朝政。于是他向元后建议，应该根据五经经义定出皇后的标准和礼仪，在圣帝、名王、周公、孔子、列侯等在长安的后代中选取符合条件的淑女做皇后。后来，当负责官员把皇后的候选人送交他审查时，他看到王氏家族的许多女子都名列其中，害怕她们同自己的女儿竞争，于是又上书元后，说王氏女不宜与众女子并采。元后没有摸透他的真实用意，还以为他真的大公无私，于是下令：王氏女子为朕的外家，不纳入采女之列。王莽见元后不懂，就唆使爪牙向朝廷上书，结果一天之内向朝廷上书的就达一千多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安汉公如此圣德，今当立皇后，为何独废公女?天下之人皆愿公之女为天下母。这一下元后才明白了王莽的心思，当然也就同意王莽的女儿做皇后了。极端虚伪的王莽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公至诚，于是又向元后建议多采外姓女子以充后宫，当然，王莽的爪牙们又出来坚决反对。这样就把其他女子竞争皇后的资格彻底排除了。根据王莽的建议，元后派官员前往王府探视王莽的女儿。他们回奏元后，盛称王莽之女德貌双优，选做皇后，再合适不过了。不久，他的女儿便被正式册立为皇后，他自己也援引古例，被加封为宰衡，居上公之位。

王莽得到“宰衡”的称号以后，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笼络各类人才，同时也对汉宗室、诸侯王、列侯、贵族等大施恩惠，给予他们不同的等第和封赏，以求得他们的支持。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居摄行天子事，进一步逼近龙座。就在他成为平帝的岳父仅仅两年时，他又决定对这位年仅14岁的女婿下毒手了。因为他感到，随着平帝年龄的增长，将会对自己构成巨大威胁。正巧这时平帝生病了。表面上，王莽对病中的平帝格外殷勤，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并模仿周公向上天祈祷成王一样，装模作样地做简册藏在金滕之中，置于殿前，令臣下不得泄漏。但就在12月8日这一天，他以进椒酒为名，毒死了平帝。王莽假惺惺地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如丧考妣。两年前，他为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平帝，施展了多少阴谋诡计，但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他又残忍地毒杀了无辜的平帝，而让16岁的女儿守寡。王莽鸩杀平帝以后，从宗室中选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幼儿立为皇帝。从此，王莽开始了他夺取皇位的最后的步伐，即从居摄天子位的“假皇帝”，通过禅让的形式而做真皇帝。

王莽夺取最高权力所施展的权术，除了以沽名钓誉、激发之行获取名声之外，还假借天命，为自己的代汉大造“君权神授”的舆论。西汉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根据战国以来流行的“天人感应”和“五德终始”说，对先秦儒学进行改造，建构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所谓五德，即金、木、水、火、土，它们之间具有相克和相生两种关系。“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上每个受命的王朝都必须具备五行中的一德，朝代按照五行运行，周而复始。自董仲舒以后，“五德终始”说就成了鼓吹改朝换代的思想根据。从汉昭帝时起，就有不少学者根据“天人感应”和“五德终始”说，鼓吹汉昭帝应该求索贤人，禅以帝位。汉哀帝也曾搞了一个再受命、自我禅让的闹剧，不久即草草收场。但是汉哀帝搞的这个再受命、自我禅让的闹剧，却从理论上把汉王朝存在的根据自己把它给推翻了。按当时的“五德终始”说，汉为尧的后裔，属火德；按五行相生，代汉者当为土德。王莽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对这一套神秘主义十分精通，又十分醉心。为了给自己夺取汉朝的天下制造“君权神授”的根据，他很早就编出了一个王氏的世系表，把王氏说成是舜的后裔。既然刘氏是尧的后代，如同舜代尧一样，作为舜的后裔，王莽代汉当然就是天命所归了。这是他根据禅让制取代汉王朝的理论基础。他在代汉的过程中，常常使自己的行为“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应天心”。凡是儒家经典中记载的古代圣君的大德盛事，在王莽执政时都发生了，以此证明他就是一位奉天法古的一代圣君。比如《尚书》中有越棠氏向周天子献白雉的故事，王莽就指使益州官员讽喻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献白雉为符瑞。所谓符瑞，就是显示天意的某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白雉献来以后，果然王莽的党羽群起鼓噪，纷纷上书，称颂王莽功德巍巍，白雉之瑞乃千载同符的盛事，王莽应当像周公一样，封为“安汉公”，才能“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应天心”。同时，王莽又委派了八位“风俗使者”分别到全国各地为他制造、收集各种符瑞。周文王有却虞芮之讼的美事，王莽时就有蜀郡的人因听说安汉公的折节谦恭而停止了正在进行的诉讼，怀着惭愧的心情回到家乡。王莽之德完全可与周文王媲美了。一年后，派出的风俗使者也满载而归，带回来大量的符瑞。他们向王莽报告说，天下风俗齐同，拥戴安汉公。朝廷还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吏民487572人为王莽歌功颂德和劝进的上书。

鸩杀平帝后，王莽“应天承命”做皇帝的各种符命更是层出不穷。在武功，有人在浚井时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有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大字。王莽立即命党徒向元后报告，逼迫元后向全国下诏：“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公元6年正月，王莽以皇帝的气派举行了祀天、迎春和大射的典礼。3月立孺子婴为太子，正式做起假皇帝来了。假皇帝姓王，太子姓刘，真是旷古未有的奇怪现象，不过这却是王莽迈向真皇帝宝座必须走的一步。接着下来，王莽就继续运用符瑞走完他即位的最后一步。这一时期的符瑞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王莽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符命皇帝。这时在长安有一位求学的士人名叫哀章，他见王莽做了假皇帝，把符瑞奉若神明，就决定进行一次政治大投机。他偷偷地做了两个铜柜，一柜上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柜上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皇帝金策书”。这里的“某”就是汉高祖刘邦，他将像尧一样，把部落联盟领袖之位传给舜的后裔王莽。“图”与“书”上都写着王莽八个大臣的名字，另外还有三个人名，其中就有哀章，总共十一位新朝的辅佐大臣，每人名下都署上封爵和官名。哀章认为时机成熟，便在一天黄昏，身穿黄衣，抱着两个铜柜，跑到汉高祖的祀庙，把铜柜交给仆射。仆射不敢怠慢，立即向王莽报告。第二天清晨，王莽亲自到高帝庙，严肃而隆重地拜受铜柜，然后就戴上皇冠去见元后，向她报告符瑞，表明自己要做真皇帝的态度。随后他来到未央宫前殿，在党徒们狂喜的欢呼声中宣读了受禅即天子位的诏书，并把新王朝定名为“新”。公元9年元旦，王莽新朝举行正式登基大典，王莽宣布去掉汉号，剥去孺子婴的皇帝称号，封他为定安公，做新朝的宾客。王莽双手拉着孺子婴的手，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道：“从前周公摄位，最后将君位交还给了成王。而现在我竟迫于天命，不能归还大宝。”于是孺子婴被带下殿，北面称臣。至此，王莽的禅让闹剧演完了最后一幕。

纵观王莽代汉的过程，他不愧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老手。为了篡汉，他做了长时间的精心准备，每一步都深思熟虑，进退有据，左右逢源。他之所以能在太平世道里以和平的手段夺得汉王朝的大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充分利用了当时的社会心理，把自己打扮成具有高尚品德的圣人和承受天命的新君。为了攫取权力，他几十年一直不择手段地猎取美名，一步一步靠近最高权力宝座。由于他的矫情伪饰和刻意装扮，他几乎具备了忠、孝、慈、义、谦让、清廉等一切美德，简直成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完人。假如他在篡汉以前就早死了的话，也许会被当成一个圣德巍巍的典型呢。唐朝诗人白居易就有一首诗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王莽是一位具有深厚儒学根底的人，他的禅让大都在儒家经典中找得到根据。他所创立的一整套禅让程序几乎完全为后来夺权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所继承。从历代的禅让来看，大都经历了这样一套程序：第一步，在职位上步步高升，由太傅、太尉到丞相，进而封为公爵，加九命之锡，再晋爵为王，同时配以相应的仪仗，建天子旌旗，加黄钺，冕有十二旒，进世子为太子等；第二步，将前朝的皇帝一个个害死，又立一个个傀儡皇帝作为过渡；第三步，制造出一系列符瑞贞祥、天文谶记，表明新皇帝乃应天受命、天命攸归；第四步，派遣臣下劝进，而他却再三推辞，直到最后，才表示难违众议，不得不应受天命，登临大宝。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就完全是按照这套程序做的。当他最后做完了一整套禅让的礼仪后，不由得对身边的几位心腹大臣会心地一笑，说：“尧、舜的禅让，我现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历代的夺权者之所以乐于采用禅让的方法，就在于它能给夺权者披上一件天命所归的合法外衣。在封建时代，统治者极力提倡君臣之分、礼等之数，因此忠君、礼分这些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影响极大。这样，在封建社会中，只要不是通过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建立新朝的君主大都是前朝的臣子，他们既要夺取政权，又要不违背封建礼法观念，于是袭用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尧舜禅让制，就很有必要了。公元907年，朱全忠迫不及待地想当皇帝，他对历来例行的受九锡、行禅让的礼仪也懒得做，就径直废掉唐哀帝，自己践祚称帝，建立了后梁。他抛弃禅让老规矩的做法，就连他的胞兄朱全昱都反对，竟然在宫宴上借酒骂座，喊着他的小名骂道：“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也。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资治通鉴》卷二六六。断言朱氏要覆宗灭祀。这一事例从反面说明，禅让在古代的改朝换代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