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粗，毛主席却说皇帝里边他最厉害，连司马迁都赞美他
1964年1月7日，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直率地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社会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
要知道，刘邦被摆到一把手的位置上并非传说的真龙天子、顺天应人，而是萧何、曹参这些老奸巨滑的读书人暗藏私心，惟恐举事不成，断送了全家性命。刘邦当了枪使，大汉皇帝的尊位也是拎着脑袋赌来的。司马迁的《高祖本纪》却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司马迁说：刘邦的老娘在沼泽地里歇脚儿，梦到了一位神仙。当时雷电交加，光线暗淡。刘邦的老爹见老婆身上蛟龙飞腾。时间不长，就怀孕了。随后，生下刘邦……刘邦长的相貌出众，高鼻梁，大眼睛，胡须朴摆、风度翩翩，左腿上还有七十二颗黑痣。
刘邦就这样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了《史记》中。陈胜曾诘问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早就没有种了。为了维护“受命于天，既受永昌”的权威，荒唐的神话还要世世代代故作虔诚地编造下去。“梦与神遇”，“见蛟龙于其上”，“其上常有龙”……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儒家大忌，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在汉武帝手下干，朝不保夕，讲几句恭维先帝的客套话算得了什么？如今，《史记》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受到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毕竟作者跳不出自己所处的那段历史，也很难架起一张不受政治干扰的书桌。没有足够的距离，根本无法窥探历史的全貌；至少，《史记》中汉高祖以后的章节需要沉淀。
另外，司马迁的文人气质太盛，历史只宜叙述，不宜描写，否则，落笔就钻进了传奇话本。如果这样的史书里都找不到历史的真相，那么，只能凭借考证和假设来抵御谬种流传了；而混淆视听正是帝王们求之不得的。其实，历史只是不同版本的“遵命文学”，不偷梁换柱，不掠人之美，不文过饰非，恐怕竹简上一个字也刻不出来。
小丑儿终于成为英雄了！英雄却显得比小丑儿还卑鄙。
再看刘邦“小人乍富”的一幕，出处还是《史记·高祖本纪》：未央宫刚刚成。刘邦大宴群臣，当时，他老爹也在场，刘邦就问：“我倒霉的时候，您总说大哥二哥能治家产，会过日子，现在您瞅瞅，究竟谁的家业大哩？”大家山呼万岁，一笑了之。
按照“伯、仲、叔、季”的排行，刘邦是老三，他张口闭口“仲多、仲少”的，不知刘家二哥在场否？如果在，又做何感想。刘太公评价三儿子的话再中肯不过了：“无赖，不能治产业。”所幸刘邦在名利场上下了大赌本，遇到老天爷帮忙，才侥幸成为最大的赢家；不然，他未必能超过二哥。历史最反感假设，刘邦不正是捏着父亲的当年的假设论是非的吗？如果这仅是刘邦一个笑谈，起码也和苏秦叔嫂的应答处于对等的水平。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饮，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写得多么有情有义、声情并茂！不知是司马迁亲眼所见，还是第二手材料。同其他纯文学作品相比，当然《史记》的可信度更高。高祖还归的时候，刘邦早就不是锋芒毕露的政治暴发户了，汉朝基业，已历十年，正应了那句话：“醉轻天下事，老忆故乡人。”乡愁不绝如缕，刘邦的真情当是缘自心底。返乡后第二年，“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
然而，史官们为皇家粉饰的差使却远未了断。正史、野史俱在，两相对照，发觉帝王篡改历史的滑稽效果最为隽永、深刻。正史，庄重森严、惟我独尊，恰似一名舞台上从不“笑场”的喜剧演员，它越正经，底下就越爆棚。苏秦叔嫂和买臣之妻们没有皇家的无上权力，因此也抖不出那么圆满的“包袱”，谁有本事让中国人笑两千年？“小丑儿”与“大腕儿”，高下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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