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记者范长江两次到过武川
著名记者范长江先生于1936年秋和1937年春作西北之行时，曾两次到过内蒙古的武川。他在1937年4月所写的《初出阴山》《武川遇警》和《战后出阴山》等文中，以生动的史家之笔，描述了蜈蚣坝和武川县城，使我们得以见到那时候武川的山川风貌和社会动态。
范长江当时任上海《大公报》记者。他写道：“八月末旬（指1936年，笔者注），记者随一商营汽车队，离开塞外有名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即翻阴山山脊有名的蜈蚣坝。蜈蚣坝为外蒙、新疆和绥远乌兰察布盟通归化城的必经之道，来往大车、骡马、骆驼甚多。坝之险峻过于贺兰山之三关口，而盘道之修筑则不及六盘山之奇巧。上下坝之坡度与弯度有数处过于急剧。载重货车经行其间，状颇危殆。下坝有庙在谷中山坡上，司机多停车入庙施舍，焚香叩头，以求消减穿行大戈壁之苦难。另有小和尚在道旁化缘，谓系培修阴山大道之用。”“阴山北面，我们经过的第一城是武川县，这个城的城垣大小相当于河北山东破落的中等村塞。一个汽车就把城门塞得满满的。载重车上面坐的客人，要不好好把头藏了起来，准可以被弧形的城门顶盖刮去半截……那时百灵庙正在日人策动之下作为侵略内蒙的重心。绥远方面各种各色的侦察谍报人员，都以武川为活动的大本营。”“北出武川波状地大约三四十里光景”，遇到了“由百灵庙出来的日本别动队——土匪已经向我们方向前进。”结果，“车回过速，在武川北门外倾覆一车。几伤人命”。
范长江第二次到武川仍是1936年，是绥远抗战取得百灵庙战役胜利的第三天。他写道：“十一月二十七日我们一行十三四人，被一辆载重车拖着离开归化城。”他又记述蜈蚣坝“是绥北和绥南交通的孔道，每天从这里经过的牛车和马车最少的时候亦在数百辆左右……对绥远社会情形有深刻观察的朋友常说：绥远人民生活的富裕，我们只要注意蜈蚣坝上车辆来往的多少，即可看见一般。”他准备访问的孙兰峰等人物，那天碰巧回到武川，“我们以欢迎卫国英雄之情绪，热烈地和他们相见”。而后“我们直驶百灵庙，汽车出城即走错了路，幸西蒙（注：关于东蒙和西蒙的主要范围当时有两种说法。一说东蒙包括哲里木盟、卓索图盟与昭乌达盟；西蒙包括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另一说，将锡林郭勒盟归入东蒙，其余与前者相同。）地方地势平坦，东走也有理，西走也可通。”最后到了武川的北乡二分子，会见了百灵庙战役的总指挥孙长胜及其太太。翌日凌晨三时半，他被唤醒改乘汽车时，他写道：“当我们踏入土围停放汽车的院落，汽车的外表和号数使我大吃一惊。我惊异的是，这个车是新绥公司所有，这个号数‘六十八’是曾载我西行过大戈壁的……忽然他们（司机）发觉我是他们的老友了，他们惊奇热烈的欢呼，充盈着浩荡人生过程中真挚的友谊。他们频频问我深夜来此的原故，让我回想到3个月前化名改姓在西蒙调查的情形。”
当天，范长江抵达百灵庙作现场采访，向全国报道了绥远抗战胜利的详情。之后，他辗转到达延安，见到叶剑英、朱德、徐特立等人，并同毛泽东作了彻夜长谈，成为“当时从白区进入延安的第一个中国新闻记者”。他的《塞上行》一书，如实记录了当时北方的政治风云和地方风情，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上世纪30年代范长江（左一）西北行与当地群众合影。（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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