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
《蒙古农民》创刊于1925年，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的指导下和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提议和关怀下，由北京蒙藏学校党支部书记多松年和中共党员云泽(乌兰夫)、奎璧3人创办的。
《蒙古农民》是在全国风起云涌的大革命风暴中诞生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国共合作实现之后，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领导。这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正向纵深发展。当时，内蒙古革命的主要矛盾是：内蒙古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与国内反动势力的矛盾；与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的矛盾。因此，李大钊要求他们把刊物办成唤起蒙古族农牧民参加反对封建军阀和王公统治斗争的宣传阵地。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当时担任学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的多松年，找到即将入党的青年团员云泽和奎璧，向他们说明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意义。他们经过苦思冥想，反复研究，确定刊名为《蒙古农民》，并作了分工：由多松年负总责兼主笔，云泽负责约稿、编辑，奎璧负责排版、印刷和发行工作。随后，多松年向北方党组织负责人李大钊、邓中夏作了汇报。
1925年3月，多松年经请示党组织同意，到内蒙古西部地区蒙古族农牧民群众聚居的察哈尔、绥远农村作短期社会调查。在察哈尔特别区都统所在地张家口，多松年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了解铁路、电厂工人及中学生的反帝斗争情况。在察哈尔农村牧区，对农牧民的生活状况作了调查。随后，多松年又回到自己的家乡绥远特别区归绥，深入土默川农村，了解到由于军阀收粮、征马，官府清丈土地，搜刮荒银，蒙汉农民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他们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正酝酿着掀起农民风暴。多松年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快与云泽、奎璧通过撰稿和编辑，将《蒙古农民》第一期于1925年4月28日和读者见面了。
《蒙古农民》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以《开篇的话》为题，只用16个字，即“蒙古农民的仇人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开宗明义地宣布《蒙古农民》就是要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宗旨，揭露军阀、王公对内蒙古人民的压迫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三者是蒙古农民的仇人。内容虽重大深刻，表述却简洁鲜明，实在是绝妙之作，也可以说是《蒙古农民》的发刊词。《蒙古农民》是用蒙汉两种文字题写刊名的，64开本，每期15页左右，封面注明每份售铜元两枚，农民半价，联系人是北京蒙藏学校奎璧。总共出版期数说法不一，目前只在中央档案馆存有第一、二两期。从这两期看，内容丰富，主题鲜明，题材多种多样，语言通俗流畅，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而且有各种醒目的栏目，读起来格外新颖感人。
《蒙古农民》第一期的第二篇文章以《为什么出这个报?》为题，具体而深刻地阐明了军阀、帝国主义、王公是蒙古农民的仇人。文章开头介绍了内蒙古的地理范围，即“在中华民国北部地方，外蒙古的南边，有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区，和西套蒙古(指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这些地方共起来也叫作内蒙古。”文章重点指出蒙古族农民的三个坏命运：一是直奉两系军阀在内蒙古混战，实行苛捐重税，造成广大农村“死尸遍野，烟苗遍地，土匪蜂起”。二是蒙汉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王公是大地主，农民是农奴，王公“肩不担担，手不提篮，白耗农民的血汗”。三是外国资本家与教会勾结霸占土地，把蒙汉农民剥削得无法生存，国土沦亡，一切权利将尽丧，这是蒙古农民三个坏命运中最坏的一个。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又以《听差的讲演录》为题补撰了一篇短文，描述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职员，站在街头大声疾呼：“国可要亡，请诸位别走……”，于是发表反帝救国的演讲，他回顾了五四运动时期学生在街头向市民宣传反帝爱国的情景，热烈鼓动掀起新的反帝斗争高潮。所以，《蒙古农民》庄严地宣告：“我们这份报，就是要把蒙古农人在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所受的苦难，详细地登出来，并且替蒙古这些可怜的农人，想一个死里逃生之道！”
《蒙古农民》通过讲述蒙古农民的三个坏命运，十分贴切地宣传了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最后又是以《蒙古曲》中的一首诗形象地概括了这三个坏命运：“天光光，地光光，军阀不倒民遭殃！天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伤！天光光，地光光，列强欺压哭断肠！”用儿歌的形式，通俗地宣传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还有《喇嘛应当娶媳妇》一文，强烈抨击了喇嘛教对蒙古民族的危害，揭示这是蒙古族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同时说“娶媳妇并不危害念经的事，若能真心念经娶媳妇也是正经喇嘛”，宣传党的尊重民族宗教信仰的政策。
1925年5月5日，《蒙古农民》第二期出版了。这一期开辟了“醒人钟”、“蒙古曲”、“好主意”、“外蒙古人民的生活”等栏目。“醒人钟”发表了《不早醒悟受罪的日子尚在后啊》、《佛神并不灵》两篇文章。前一篇诉说了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因军阀混战，使四川人民缺吃少穿。因此，作者呼吁：“内蒙父老兄弟们啊!你们赶快觉醒吧!”团结起来，投入反对军阀的斗争。后一篇讲述一位蒙古族牧民，拉着20多峰骆驼，带着430两白银，到五台山叩完头，把这些都施舍给了佛爷，求佛光照应。这位牧民在回家时不得不沿路讨吃，启发农牧民破除迷信，自己拯救自己。
这一期的《蒙古农民》还正确地阐述了蒙汉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使命。在《为什么出这个报?》中指出：内蒙古的农田，“现在有蒙汉人民在那里共同耕种着。这个地方的蒙汉农民是很可怜的，用血汗种出来的粮米，每年被军阀分肥一大部分，还有被蒙古王公分肥一大部分，农民剩下的不够吃穿。”《蒙古曲》中的一首诗，把蒙汉族人民的共同命运、共同任务作了更加形象生动的描述：“从前是：‘穷蛮子(指汉族)，富鞑子(指蒙古族)’，现在穷成一家子。蒙古蛮子一家人，亲亲热热好兄弟!来!来!来!蒙古蛮子成一气，共同打倒大军阀!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共同打倒王公们!平平安安过日子。”这是对内蒙古蒙汉民族关系史的写照，是对未来事业的启迪。
另外，《蒙古农民》还有一个栏目“外蒙古人民的生活”，主要介绍人们关注的外蒙古革命后的情形。在第一期《外蒙古情形的开篇话》中，首先把革命胜利后的外蒙古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形，与“正受军阀、王公和洋人的欺负”而处在苦难中的内蒙古作了对比。在回答对比差异的时候指出：“这里面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内蒙古人受苦，并不是内蒙古人民的命运不好，外蒙古的人享福，也不是天上的什么神什么佛爷王爷赐给他们的。”在《外蒙古的情形》一文中回答：外蒙古从前像我们内蒙古一样，受王公的欺压、中国军阀的欺压，后来更受俄国白党的压迫，外蒙古几个志士，跑到苏维埃俄罗斯去求救，苏俄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出兵把白党打倒，扶助蒙古的革命党又打倒了王公，组织了一个独立政府。这就是答案。内蒙古人民也要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和王公，也要走这条路。这就是出路。
《蒙古农民》是在北京王应侯开办的印刷厂印刷的。该厂是第一家蒙文印刷厂，王应侯是蒙古人，他积极支持《蒙古农民》的出版工作。在他的协助下，《蒙古农民》共出过4期，被广泛散发到热河、察哈尔、绥远、外蒙古等地的蒙汉族群众中，受到蒙汉各族农牧民的热烈欢迎。他们说：“《蒙古农民》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由于《蒙古农民》在农牧民中反响热烈，通俗易懂、贴近群众的办刊风格，曾被中共北方区委定为北京蒙藏学校党支部的刊物。
《蒙古农民》终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只出了4期停刊了。但它真实地反映了蒙古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觉醒，反映了蒙古人民的心声，反映了蒙汉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要求，在内蒙古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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