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清华学生连续赶走了三任校长，然后登门邀请这个人接任
1918年1月18日，清华学校大礼堂。这一天，全体清华师生聚集于此，会场空气肃穆沉静。有学生回忆，当时虽然有乐队伴奏，却“徒令人讨厌”。
俄顷，周诒春步入会场，做了简短的演讲：“鄙人以健康关系，极需休息，不能担任校务，已向政府呈准辞职。”随后他仍不忘教诲大家保持健康的身体，这样才能担负繁重的事务。握手告别时，教职员及同学中，不少人掉下了眼泪。
“在学校时，人们会躲开他、规避他；如今，他却成了人们寻找的对象。从他身上常散发出一种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也不常见的温暖。”清华教授温源宁回忆道。
每个人都在重新认识这位前校长。
强人
梁实秋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周诒春时的情形。
1915年，13岁的梁实秋考入清华学堂。开学当天去办公室拜谒校长，“校长指着墙上的一幅字要我念，我站到椅子上才看清楚。我没有念错，他点头微笑。”很多年后，梁实秋在《清华八年》写道：“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
很快，梁实秋便发现，这种“威仪”渗透在校园生活的每个角落。
据他回忆，当时学生身上的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但一角钱一分钱都要记账，月底结算后要送交斋务处审核。每天早上七点二十分，实行早餐点名。过时迟到的要记学号，晚上十时，熄灯睡觉，如说话被斋务长发现，第二天就要去接受训示。学校规定每两星期必须写信一封，交斋务室登记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应免此举，但格于规定仍须照办。”学生每星期得洗澡一次，不洗澡的，在星期五集会时，要当众点名。仍不洗澡的，斋务处就要勒令洗澡，并派人一旁督看。
当时，清华学生年龄普遍偏小，从中等科至高等科，最大者不过19岁，最小仅13岁，年级越低，管束越严。校规繁杂，学生无论是吃饭、睡觉、上课、游戏，斋务长都要随时查看。清华校友陈宏振曾回忆道，有一名学生，于毕业典礼后夜间在寝室饮酒一杯，以示庆祝，被斋务处查知，立即禀报周诒春。次日清晨，办公处高悬通告曰：该生饮酒犯规，记大过两次，以后如再犯一次，应即开除学籍，并收回毕业证书。“管制之严，实突出常人意料之外。”
周诒春的强硬作风，在当时不免招致了一些学生的反感。植物遗传学家李先闻后来回忆道：“训导制度严，学生们战战兢兢，不敢越轨。我们乡僻地方的学生，进入学校，好像鸟儿关进小笼子里，没有自由。”还有学生觉得周诒春“管的太琐碎，作风有点近专制”。
显然，此时的周校长，不论是令人“慑服”也好，“专制”也罢，总归少了一份柔软，而更似一位说一不二的“强人”。
禁劣习，不禁思想
1883年12月，周诒春出生于湖北汉口。父亲周聿修以贩运安徽茶叶为生，生意做得颇具规模。19世纪末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颇有远见的周聿修目睹时局，决心把周诒春培养成一位洋务人才，专门聘教师教授其英文，使其于1895年考入中国近代著名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书院。期间，周诒春深得教师颜惠庆赏识。后自费赴美国留学，获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参加清廷留学生考试，中进士，被点为洋翰林。辛亥革命后，周诒春曾一度出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作为一所由“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建校伊始便隶属于外交部。与周诒春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及合作的颜惠庆，后来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周诒春遂于1912年出任清华学校副校长兼教务长。1913年春，清华校长唐国安罹患心脏病辞世，临终前推荐周诒春继任。10月，年仅30岁的周诒春正式就任清华学校校长。
清华校友、生理学家张锡钧曾记录道：“有一次我饭毕回宿舍，在长廊途中，迎面有人问我：‘你怀中为何鼓鼓囊囊的？’我以为是一位同学，刚要开口‘你管呢！’仔细一看，是校长，立刻紧张起来，结结巴巴地回答：‘是饭碗。’校长笑着说：‘手拿着不好么？装在怀里突出一块， 不雅观嘛。’我回答：‘是，是。’赶快离开。”
“校长常到食堂与学生共餐畅谈，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听取学生的意见。当时学生不多，几乎个个的姓名，校长都可叫得出来。”
此外，“周校长经常到各处巡视，调查第一线上存在的问题，及时协助解决，令人敬畏，致使教职员工，认真负责，忠于职守，时常警惕，怕校长突然来临，不好交代。”
“诚恳庄肃，对于年幼的学生有如严父，谆谆教诲，殷勤督责。”这是周诒春在职期间，留给大多数学生的感觉，这与后来梅贻琦的“无为而治”，相差悬殊。还有人用更简练的话语概括周诒春的为人：苛求君子而远避小人。意思是他对正派的人要求很高，而对一些心术不正、他认为不可救药的人，则避而远之，羞与为伍。
1916年对高四学生的毕业讲话上，周诒春明确指出：“我清华学校历来之宗旨，凡所以造成一完全人格教育，未尝不悉心尽力，而为种种设备。”这与教育总长蔡元培1912年5月所说的“普通教育养成国民健全之人格，教育者是养成人格之事业”不谋而合。“完全之人格谓何？其人之一切行动均在法律之内是也。”周诒春曾经解释道。
周诒春的种种严格约束，皆脱胎于此。
禁劣习，却不禁思想。
清华学校有邀请名人来校演讲的风气，为高等科演讲的“中外名人”，历年不下数百。例如梁启超、胡适、林纾等，均曾是清华的座上宾。当时演讲的内容无奇不有，既有封建伦理道德，又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既有帝王专制，也有议会政治和民主共和，等等。清华鼓励学生自建社团，校内曾一度同时出现基督教会及孔教会并存的“对台”场面。此外，校园内辩论风气盛行，大到国计民生，小到校内事务均可成为辩题。学校还提倡学生从事社会事业，一些社团走出校园，在附近农村举办“平民学校”、“农民夜校”等，教农民学习文化。
这些举措，使得周诒春任内的清华，于严厉之余，显示出强大的包容力。
而在周诒春“完全人格”的教育理念中，最精彩的一环，莫过于体育。
民国初年，体育在国内学校中还较少被提及，清华也有很多学生是足不出户专啃书本的“小老头子”。周诒春认为“于此竞争之世界，欲保存我中国不亡，业与新世界、新社会之人士竞争，以挽救我极危险之老大国，非与德育、智育之外，将前此文弱之旧习，一一扫除而廓清之决不能有济也”。为了敦促学生们走向运动场，周诒春又一次展现出强硬作风，规定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实行强迫运动，到时，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全部锁起来，学生都要穿上短衣到操场或体育馆去运动。学校还专门对本校体育代表队的伙食予以特别照顾，每天大鱼大肉，令人眼红。一次，梁实秋背地里骂运动员像猪，被同班篮球队员孙立人听见，举手要打，梁实秋连忙求饶，这才作罢。
学校还规定，体育不及格，不能出洋。清华校友钱昌祚曾回忆，1918级学生、中国物理奠基人叶企孙，当时诨号“孔夫子”，体育考试时跑步跑到半英里，已经面色灰白，幸得几个级友扶持才到达。
不仅如此，从1916年起，清华还聘请美国设计师为学校修筑了体育馆。馆内有篮球场、手球场、80码悬空跑道以及各种运动器械；此外还有暖气、热气干燥设备；特别是附设的室内游泳池，实行池水水源消毒，十分清洁卫生。所有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高校中是仅有的，甚至在美国大学中也不多见。以至于当时北京学界有“北大有胡适之，清华有体育馆”的说法。
但是，很多人当时并不知道，为修建体育馆，周诒春所承载的压力。
改办大学
1915年，梅贻琦应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之聘，到清华园任教。当时清华学堂还不是一所大学，但在梅贻琦的聘书上，“教授”二字赫然醒目。
清华长久以来为外界所诟病的，便是其“洋学堂”的身份。例如胡适在1914年的《非留学篇》里就提出，美国退还大笔庚款，“足以建一大学而有余，”可是退还庚款“所立之清华学校，其财力殊可作大学，而惟以预备留美为志，岁掷巨万之款，而仅为美国办一高等学校，岂非大误也哉！”
这的确也是周诒春的心病。事实上，早在周诒春之前，唐国安已经在为长远发展做打算，1913年，唐国安抓住有利时机，一年之内两次扩充校园，共增地480亩，学校已拥有近1200亩校园。周诒春1913年10月接任校长后，在师生欢迎会上即表示，要继续执行唐国安遗留下来的政策，并逐渐提高清华教育程度。很快，为了改办大学，他制定了“五步发展计划”，第一步便是硬件准备——修建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院、大礼堂等四大建筑。
但是，想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内战频繁，国库空虚，教育经费困顿。1918年全国教育经费预算仅约为500万元，而清华学校仅一所学校，从1911年到1928年，平均每年获得的庚子赔款就高达70万元。如此巨款，如何使用自然备受瞩目，想要插手的个人和团体很多。有北京教育界人士认为，清华只需兴建讲堂、寝室及自修室就行了，不应“妄拟欧美”修建四大建筑，更不需要修建学生宿舍、中外教员住宅和教员办公室。他们认为教员除预备功课外，别无公事可办，盖什么办公室？
不过，在这种环境下，周诒春仍然抵住压力开始了预定计划。1914年起为了兴建四大工程，清华学校增设“工程处”，1916年4月，图书馆、体育馆相继动工。据清华校友孙继丁回忆，1917年他去母校拜访时，校长周诒春曾带着他参观大礼堂、体育馆、图书馆等，并对他说为了这三座建筑物，他受了很多恶意批评。简短一句话所勾勒的心迹，耐人寻味。
1916年7月，清华建校五年之际，周诒春认为各种准备已经齐全，遂向北洋政府外交部上交报告，提出将清华改办为一所完全大学的建议。他指出，清华办学费用源自庚子赔款退款，一旦1940年庚款还清，清华经费无以为继。尽早建立完全大学，才能在未来继续谋得清华的存在。很快，他得到了外交部同意的批复。
一切畏途，似已豁然开朗。
也就是在“工程处”设立的1914年，周诒春三子周华康于清华园出生。周诒春为他名中取了一个“华”字，正是清华的意思。周华康老人后来回忆，当初父亲还曾经在清华园校门对面买了几间简易农房和一块地，据说是准备在年老退休后居住，以欣赏清华大学的发展。
然而，周诒春并没有看到正在逐渐逼近的阴霾。
离校
1917年10月，周诒春正在美国调查学务之时，北京教育界黄正明等人，将周诒春控告到外交部，并将呈文以《北京清华学校之黑幕》为标题，刊登在北京的报纸上。该文指控了周诒春九大罪状，位列第一的，就是“校费浩大、任其挥霍”。随后，周诒春遭到学校董事会调查。
一层更深的背景是，1917年段祺瑞上台后，颜惠庆在外交部的势力消退，周诒春不免遭到牵连。况且，当时外交部内有人要争清华校长这个“肥缺”。
当时，清华师生纷纷劝周诒春“止谤莫如自修，不予置辩”。但“惟校长以既遭时忌，愿让贤能，特向外交部辞职”。1919级校友黄子坚回忆说：“周氏离校，学生不知底细，只是不愿他离开清华。他在全校集会上讲话流露出即将离校的消息，声音有些发颤。我们学生也黯然神伤。”
1918年1月18日， 周诒春在学生们的致敬下，离开清华。他之于清华的价值，也开始逐渐被师生们所发现。尽管他治校严格，但校友陈宏振认为“但凡深受周校长训诲之学生，经过长期磨练，养成守法习惯，均能循规蹈矩，束身自爱，为社会所称道”。校友刘师舜则说：“我等无清华，无以至今日。清华无周校长，无以奠其基。”1921年清华十周年时，学生表示：“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梦想有希望。清华从前享有的盛名，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
30年代初，清华大学掀起“三赶校长”的风波，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等不受欢迎的三人，均在学生的压力下挂帅而去，以至于校长之位一度虚席。期间，师生们曾提出三个继任人选，其中之一便是老校长周诒春。学生们还曾派代表到周家“劝驾”，却终因周诒春坚辞而作罢。
后来，周诒春在一次赴清华的讲演中，坦露了自己的心迹。“我前此所办的清华，是中学的范围，同学们多属于小孩子，并且是留学的预备教育。现在的清华，是完整的大学及办有研究院，同学们都是大学生，管与教都需要另外一套学问。”
此时，清华正由有“谦谦君子”之称的梅贻琦引领，步入辉煌。创业初期的强人时代，已然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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