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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维奇: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

发布时间:2017-09-09 栏目:专题 投稿:粗犷的心情

编者按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于瑞典当地时间8日揭晓,获奖者为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目前,阿列克谢耶维奇已有四本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如《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锌皮娃娃兵》等。在尝试了各种文学体裁后,阿列克谢耶维奇转向了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她称之为“文献文学”。

近几年,在每次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都会被提起的名字除了村上春树和北岛,还有阿列克谢耶维奇。评论界普遍认为,如果诺奖要发给除了小说家和诗人之外的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是最有希望的人选。

此前,在博彩公司ladbrokes发布的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榜单上,排在第一位(赔率1赔5)的作家就是阿列克谢耶维奇。2013年诺奖颁奖前一天,这位女记者在赔率榜上的位置,突然飙升到最高,一下子让很多记者记住了她的名字。2014年,她的赔率也一直居高不下。直到两年后的今天,她才得偿所愿,荣获诺贝尔这份时间赐予的礼物。

阿列克谢耶维奇1948年生于乌克兰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镇(自1962年以来属于弗兰科夫),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成长于白俄罗斯。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毕业后,她以记者的身份与当事人访谈,记录了各项重大事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以及切尔诺贝利事故,作品曾多次获奖。其独立报道的批判风格强烈,这让她和白俄罗斯政府关系不佳。其记录从二战到普金时代苏维埃历史及心理变迁的系列小说“乌托邦之声”,尤为国际文坛瞩目。

本文节选自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代表作《锌皮娃娃兵》,该书记录了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军官、士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回忆,书中对战争细节的真实还原,带来震撼人心的阅读感受。

《锌皮娃娃兵》 作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九州出版社

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

作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无论我怎么聚精会神,我都只能听见声音,没有面孔的声音。声音时隐时现,好像我还来得及想道:“我要死了。”这时,我睁开了眼睛……

爆炸后第十六天,在塔什干,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小声说话也会震得头疼,只能小声,大声不了。我已经接受过喀布尔军医院的治疗,在那里,我被切开了颅骨:脑袋里像是一锅粥,清除了碎骨渣,用螺钉把左手接起来,但没有骨节。第一种感觉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见朋友了,最难过的是我再也上不了单杠了。

我在几家军医院里躺到差十五天就满两年,进行了十八次手术,有四次是全身麻醉。讲习班的大学生们根据我的状况写过,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自己不能刮脸,同学们替我刮。第一次刮脸时,他们把一瓶香水都洒在了我身上,可我还在喊:“再来一瓶!”我闻不到香味,闻不到。他们从床头柜里取出了所有东西:香肠、黄瓜、蜂蜜、糖果,都没有味儿!看东西有颜色,吃起来有味道,可就是闻不到。我几乎发了疯!我的头里被取出了1.5毫升的脑浆,显然把某种与气味有关的中枢给剔除了。

我在医院里治疗时,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从他的信中,我才知道我们的装甲运输车轧到了意大利地雷,被炸毁了。他亲眼看到一个人和发动机一起飞了出去……那个人就是我……

反映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的艺术画

我出院以后,领了一笔补助金—三百卢布。轻伤—— 一百五十卢布,重伤—— 三百卢布。以后的日子,自己看着办吧!抚恤金—没有几个钱,只好依靠爹妈养活。我老爹过着没有战争胜似战争的日子,他头发全白了,患了高血压。

我在战争没有醒悟,是后来慢慢醒悟过来的。一切都倒转了方向……

我是1981年应征入伍的。那时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但在“非军事化生活”中的人们对战争知之甚少,谈论得也不多。我们家里认为:既然政府派兵到那边去,就是有这种需要。我父亲就这么认为,左邻右舍也这么认为。我不记得哪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妇女也不哭,也不感到可怕,一切都离自己远着哪。

说是战争吧,又不像是战争。如果是战争,那么它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战争没有伤亡,没有俘虏。那时还没有人见过锌皮棺材,后来我们才得知:城里已经运来过棺材,但是在夜里就偷偷下葬了,墓碑上写的是“亡”而不是“阵亡”。可是没人打听过,我们这些十九岁的小伙子,怎么会一个个突然死亡?报上写的是:我们的士兵们在阿富汗筑桥、种树、修友谊林阴路,我国的医务人员在为阿富汗妇女婴儿治病。

在维捷布斯克军训期间,他们准备把我们派往阿富汗一事,已不是秘密了。有个人坦白地说,他担心我们在那边都会被打死。我一开始瞧不起他。启程前,又有一个人拒绝去:先是撒谎,说他丢了共青团团员证,可是团员证找到了;他又编了一个瞎话,说他的情人要分娩。我认为他精神不正常。我们是去搞革命的,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就相信了。我们想象以后的日子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子弹射进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轻轻的击水声。这声音你忘不掉,也不会和任何别的声音混淆。

有个我认识的小伙子,脸朝下倒在地上了,倒在气味呛鼻、灰烬一般的尘土里。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让他后背贴地。他的牙齿还咬着香烟,刚刚递给他的香烟……香烟还燃着……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自己仿佛在梦中活动,奔跑、拖拽、开枪射击,但什么也记不住。战斗之后,什么也讲不清楚。一切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恍如一场噩梦。你被吓醒了,可什么事也想不起来。尝到恐惧的滋味后,就得把恐惧记在心里,还得习惯。

过了两三周以后,以前的你已经烟消云散,只留下了你的姓名。你已经不是你了,你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见到死人已经不害怕了,他会心平气和或略带懊恼地寻思:怎么把死者从山岩上拖下去,或者如何在火辣辣的热气里背他走上几公里路。这个人已经不是在想象,而是已经熟悉了大热天里五脏六腑露在肚皮外的味道,这个人已经了解了粪便和鲜血的气味为什么久久不散……他知道,在被滚热的弹片烫得沸腾的脏水坑里,被烧焦的人头龇牙咧嘴的表情,仿佛他们临死前不是叫了几个小时,而是一连笑了几个小时。当他见到死人时,他有一种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感受:死的不是我!这些事情发生得飞快,变化就是如此,非常快。几乎人人都有这一过程。

对于打仗的人来说,死亡已没有什么秘密了,只要随随便便扣一下扳机就能杀人。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战争法则就是如此。指挥官说:“你们在这儿要学会两件事:一是走得快;二是射得准。至于思考嘛,由我来承担。”命令让我们往哪儿射击,我们就往哪儿射击,我就学会了听从命令射击。射击时,任何一个人都不用可怜,击毙婴儿也行。因为那边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和我们作战。部队经过一个村子,打头的汽车马达不响了,司机下了车,掀开车盖……一个十来岁的毛孩子,一刀刺入他的后背……正刺在心脏上。士兵扑在发动机上……那个毛孩子被子弹打成了筛子……只要此时此刻下令,这座村子就会变成一片焦土。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没有考虑的时间。我们只有十八岁二十岁呀!

反映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的艺术画

想活下去……从来也没有像在那边那样想活下去。打完一仗,回来时就笑。我从来没有像在那边那样大笑过。老掉牙的笑话,我们当作一流的新作品来听。

举个例子,有个坑蒙拐骗的人来到战场,他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抓一个“杜赫”能得多少兑换券。一个“杜赫”价值八张兑换券。两天以后,卫戍区附近尘土飞扬,他带来两百名俘虏。有个朋友央求道:“卖给我一个,给你七张兑换券。”“乖乖,看你说的,我买一个还花了九张兑换券呢!”

有人讲一百次,我们就能笑上一百次。任何一件无聊的事,都能让大家笑破肚皮。

有个“杜赫”在躺着看字典。他是神枪手,他看见一个人肩上扛着三颗小星星,是上尉—价值五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一颗大星星,是少校—价值二十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两颗小星星,是准尉,砰的一枪!到了夜里,首领开始按人头付款:打死了一个上尉—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一个少校—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什么?准尉?你把咱们的财神爷给打死了,谁给咱们发炼乳、发被褥?把他吊死!

关于钱的问题谈得很多,谈得比死还多。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回来,只带回从我身上取出的一个弹片,仅此而已。有人在打仗时窜进村子……拿走了瓷器、宝石、各种装饰品、地毯……有人花钱买,有人用东西换……一梭子子弹可以换一套化妆品:送给心爱的姑娘用的眉笔、香粉、眼影。

膏。出售的子弹用水煮过……煮过的子弹出膛时,不是射出去而是吐出去,用这种子弹打不死人。一般都是弄一个铁桶或者一个脸盆,把子弹扔进去,用水煮上两个小时。煮好了,晚上拿着这些子弹去做买卖。指挥员和战士、英雄和胆小鬼,都从事这种生意。食堂里的刀子、勺子、叉子、碗和盆常常不翼而飞,兵营里的水碗、凳子、锤子总是不够数,自动步枪的刺刀、汽车的镜子、各种各样的零件、奖章……什么都出售……商店什么都收购,甚至从兵营驻地运出去的垃圾,如罐头盒、旧报纸、锈钉子、破烂胶合板、塑料小口袋……出售垃圾按车计算。这场战争就是如此……

我们被叫做“阿富汗人”,成了外国人。这是一种标记,一种记号。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是另一种人。哪种人?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是英雄还是千夫所指的浑蛋?我也许是个罪犯,已经有人在议论,说是犯了一个政治错误。今天还在悄悄地议论,明天声音就会高些。可是我把血留在那边了……我本人的血……还有别人的血……给我们颁发了勋章,但我们不佩戴……将来我们还会把这些勋章退回去……这是我们在不真诚的战争中凭真诚赢得的勋章……

有人邀请我们到学校去演讲。讲什么?你不会讲战斗行动。讲我至今还如何害怕黑暗?讲有什么东西一掉下来,我就会吓得全身发抖?讲怎么抓了俘虏,可是没有一个能押回团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活的“杜什曼”(苏联军人对阿富汗游击队队员的称呼),我见到的都是死的。讲收集人的干耳朵?讲战利品?讲炮轰后的村庄?村庄已经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乱七八糟的田地。难道我们的学生想听这些事?不,我们需要的是英雄人物。可是我记得我们是一边破坏、杀人,一边建设、馈赠礼物,这些行为同时并存,至今我也无法把它们分开。我害怕回忆这些事,我躲避回忆,逃离而去。从那边回来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谁不喝酒、不吸烟。清淡的香烟不过瘾,我寻找在那边吸过的“猎人”牌香烟。我们把那种香烟称作“沼泽上的死神”。

—— 一位列兵、掷弹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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