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史可法是什么样的？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又字道邻，祥符人。北京失陷时，他是南京的兵部尚书。
朱由崧到南京时，史可法已在南京。军队最管用时，史可法正是兵部尚书。如果史可法不炙手可热，哪只有天知道了。
但这么好的天时地利，却让史可法一直处在困顿之中。
史可法应该是个大有作为的人。当年的史可法，尚为一介书生，即获左光斗的异常器重。左光斗主试时，当听到门史唱出史可法的名字的时候，“瞿然注视”，当即“面署第一”。在史可法拜见左夫人的时候，左光斗更是当着子女的面，对史可法赞赏有加：“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
一切皆如左光斗所愿，史可法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但表现却令人大失所望。后人多将南明政权瓦解的矛头，指向马士英和阮大城，在政治失败中以壮烈涂抹史可法的平庸。其实，史可法在南明政坛的极速衰落，与马士英、阮大铖的正面竞技并无太大的直接关联。倘若不是史可法在决策上的重大失误，马士英和阮大诚即便有影响，也会退居很次要的位子，自己也不至于始终困顿，进退维谷。
北京失陷，崇祯驾崩，册立新君成为当务之急。崇祯的三子均未逃出北京，继位者只能是散在各地的藩王。以血缘关系讲，崇祯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灜最有资格当选。但桂、惠二王均在广西，距南京太远，且均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以兄弟关系继统更为妥当。除此之外，神宗的侄儿——潞王朱常淓，也因避乱逃到淮安，拥立新君，他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按伦理，福王即位顺理成章的。可是，由于福王朱由崧牵涉到党祸问题，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东林党人将再次受到打击，因此倾向于拥立潞王。
——这个原因，其实很表象。最深刻的玄机，还是在国家领导人的初始提名权！凭心而论，将潞王与福王相比，拥立潞王确实没有更合适的理由。但让不当立的立了，这才叫“意义”！如果真是件顺理成章而又天经地义的事，你扯破嗓子，也只是跟风，谁都不会拿你当回事。就像你做医生，只是替人家治好了感冒，还指望人家拿你当神供，也太有辱人家智商了。只有人家疑似癌症，你又让他起死回生，人家才会奉你为菩萨，一辈子对你感恩戴德。
潞王本不当立，东林党人明知不当为而为之，那是替自己的日后前程作打算的。
主持大局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并非不明白这个常理。不明白的，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十足的书生。这种书生气，就是道理你不说他都明白，怎么下手你说了他也不明白。
由于在感情上倾向于东林党人，在思想上又力主按伦序迎立福王，史可法陷入犹豫，但又试图说服东林党人:“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帷是听，而又何患焉？”
史先生的高论，显然知识渊博，但明显是两头不讨好——赞成潞王与反对潞王，赞成福王与反对福王，史可法都不是旗帜鲜明。不表态，先讲个历史故事让你琢磨。你琢磨透了，他告诉你，本人早就是这个意思了！
他没有人出来帮史可法解套，他还得自己拿主张。主张一拿，又出错了。
犹疑纠结的史可法，这时想到了折中。他的前往浦口，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议。最后，二人达成共识：拥立远在广西的桂王。
这个决策有相当的科技含量，史可法对自己两全其美的智慧决策，几乎感到满意——既避开了矛盾的焦点，又淡化了南京官绅的意见。而且，又借马士英在军队的实力，获取军队方面的支持。
谋划完了，史可法静静地等着好消息。
马士英虽说也是书生出生，却没有一丝书呆子气。当军方开始动作，出手谋划拥立福王时，马士英果断转舵，并成为拥立福王的领军人物。至于史可法那边，他连个招呼都没打。
“定策”中的重大失误，是史可法最终在弘光退出核心层的根本原因。
——这个失误，不单单是没有立功。相当致命的，是在谋立桂王时，史可法还将论文做得滴水不漏，他详尽地论证了朱由崧德才不备。并且，以书面的方式留在了马士英那里。现在，不可避免地转到了朱由崧手中。
要说朱由崧，还真不是朱由检。否则，与“一把手”过不去，史可法受到的就不是打压，至少也该是杀头了事。
在弘光朝，史可法自请外出督师，这是他一生中无奈而又值得称道的明智之举。
但是，史可法外出督师，手握军权，其军事战略却令人匪夷所思。史可法的军事战略，充满了书生的想象。面对满清大军，他想到的是军事联盟——借虏平寇。
在这个国策的指引下，史可法安排了左懋第为首的北使团。新政权虽然财政很困难，但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一干人带上“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赐吴三桂的诰敕，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诏谕清朝，并称顺治帝为清国可汗，提出四件事：安葬崇祯帝及崇祯皇后，关外土地给予清朝，每年十万岁币，建国任便，开始实施外交救国。
结果，礼物人家收了，派出去的人只收到一顿打骂。
史可法身居兵部尚书之职，后人能叫好的，无非是他以“大司马”身份写出的精彩美文——史可法死守扬州时，多尔衮致书劝降。这封史可法“复多尔衮书”，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想法和思路，人们从中可看出他谋略。
“越数日，遂命法视师北上，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
后人皆曰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汉奸十足。但史可法声称，如果我是吴三桂，我也会这么做的，因为吴三桂打败了李自成，报了“君父仇”——这就是史可法对形势的判断。
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他前期战略失误，最后要作困兽之斗，固守一城而不知不应计较一城一池之失的兵家常识。史可法到底是怎样考虑战略的呢？
史可法的未来战略是：“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炤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
——用“同仇之谊”感动满清，幻想用清兵消灭李自成，这就是史可法的完整策略。
胸中谋略如此，实战又有何奇招？弘光元年，多铎部出潼关直趋扬州，攻击高杰、刘良佐、黄得功等明军主力。四月十三日，清军至泗州，明守泗总兵率部南逃，清军当夜渡过淮河。面对严峻的形势，史可法惊惶失措。
据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
一日三调，应廷吉糊涂了。
史可法受后人追捧的，似乎尚有扬州之战。在扬州之战中，史可法本身就是缺兵少粮，明明知道既无外援，敌军强大不可胜，城破是迟早的事情。太平时节，国不知有民，国难之时，民不知有国，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为敌国为伥鬼。时局不可为，还要作近乎自杀的抵抗，那便又回到了国不知有民。
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栖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进入扬州城。两人的意思是劫持史可法，献城降清。史可法也清楚，只是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李栖凤、高歧凤见无机可乘，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及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则以恐生内变为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
当清军初抵城下时，总兵刘肇基建议乘敌大众未到，立脚未稳，出城一战。史可法却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
既不能战，也不愿降。最终，史可法选择的是书生的气节，执意一死，并且让全扬州的人陪他一死。
二十四日夜，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多铎劝降他，但史可法不从，史可法被俘后遇难。之后，便是多铎的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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