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业余政治家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绍兴府山阴人。
这位被后人尊为蕺山先生的刘宗周，官做得很一般，学问却打理得很出色，算得上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时人称其“世上麒麟凤凰，学者泰山北斗”。研习历史的人，可能对他都很熟悉。
做学问与做官，从来就不是一个专业，二者难以兼得。刘宗周划归清官，那是没有问题的，但离政治家的距离，就太远了，更谈不上成功——仕途坎坷，可谓其官场小结。刘大师在官场上混得东倒西歪，倒不是政敌算计得太猛，而是他的学问实在太丰富，随便一张口，都能雷倒一片。并且，随时进行。
早在弘光朝之前，朱由检在关键时刻召开的关键会议，刘大师就参加了不少。最初，我留意这等极高规格的会议，并非研习历史，而是困惑于自己小单位的一些琐事。你想，哪怕是计生、维稳这类天字号的难题，跟朱老板交给刘大师的课题比，还不是小巫见大巫？学习学习高层次解决复杂问题的高端经验，说不定哪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还能一试牛刀。但是，看到刘大师的不同凡响，我可怜的阅历，总被无情地拉扯大了，至少三次——
第一次，是崇祯八年。朱由检在文华殿召开研讨会，借机测试一下阁臣的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
崇祯帝出了一道应用题——当前的军事战略问题，刘宗周答：“内政既修，远人自服”。旁征博引之后，刘宗周生怕朱由检不能消化吸收，顺便举了舜时的例子，说那时也有苗叛乱，中央政府自修文礼，也就是来了场集体舞，最后连抗议之类的狠话都没放，苗人立马就归化了。
——你说你搞学术讲座也不看时候，大明朝内外交困，动拳头都不管用了，你还将球踢给礼宾司。好在朱由检很了解刘先生的为人，否则凭他的脾气早拿老先生当内奸砍了。最终，朱由检只对首辅温体仁苦笑了一阵，摇摇头:“迂哉，宗周之言也。”
第二次，是崇祯九年。这时大明朝的国内外形势更加紧张，崇祯帝晚上脱衣睡觉的工夫都没了。刘宗周很负责，主动上了一道奏折，提醒领导：只要你怀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那些内贼、外寇自然会解甲归心，不费一刀一剑，天下就和谐太平了。朱由检看罢大骂：“如流寇静听其穷，中原岂堪盘踞？烽火照于甘泉，虚文何以撑住。”
朱由检虽说发了脾气，但只撕了折子，没有撕人。
第三次，是崇祯十五年。这时的国内外形势，想必大家早清楚了，因为离朱由检上吊只有一年多的倒计时了。
不过，这时崇祯帝得到了一个利好的消息：汤若望提出可以打“核战争”，就是利用西洋先进技术制造火器，一旦成功，内忧外患迎刃而解。但这种重大决策很费银子，需要广大干部和全国各族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所以必须集体研究，共下决心。刘宗周则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的理由是:“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崇祯帝除了生气，也没有更好的法子，大骂“惶拗偏迂”然后飘过。
刘宗周的这次发言，虽然不涉及“核武器”的可行性问题，但毕竟学问盖人，是意见领袖，就算离题再远，支持队伍还是很大的，明朝的火器研制问题，也就一直没再提上议事日程。
纵观刘先生的一生，他对时评情有独钟，虽然多不靠谱，但毕竟主观故意是好的，所以经常受到组织处理，但处理之后又都是恢复工作。刘先生的一生，几乎都是乐此不疲，吃亏不断又不长记性，在于拿自己当“熊猫”：明明是愚蠢，却自我感觉可爱与珍贵；明明一副熊样，还要表现出猫科动物的机灵……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