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帅拒绝为周总理致悼词，他明确表态另一个人比他作更合适
1975年12月中旬以后，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时刻，邓小平两次到医院看望他们的老战友，叶剑英、李先念等也都相继前去探望。28日午夜，周恩来再次病危，医疗组对周恩来进行抢救，邓小平和其他五位中央负责人赶到305医院，陪同邓颖超一起守候在周恩来的病榻边。
1976年1月5日，医生为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邓小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直在周恩来的住地守候着。1月8日9：57时，周恩来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周恩来逝世的当天，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议定了三个内容，一是向毛主席的请示报告；二是关于周恩来逝世的讣告；三是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名单。毛泽东批示“同意。”
1月9日，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人组成的周恩来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
1月10日、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1万多人来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朱德郑重地举起右手，向周恩来致以最后的敬礼。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李先念等向周恩来沉痛志哀，作最后的诀别。自发前来的干部、群众以泪洗面，表达对周恩来的不尽的哀思和崇高的敬意。
然而，亲者痛仇者快。姚文元下令不许新华社组织报道悼念。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周恩来逝世后的6天里，只发了两条有关消息。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反而故作姿态，东张西望。全国亿万民众从电视机中看到江青的“表演”后，都极为愤怒，有人砸了电视机，有人愤怒地要杀人。在举国哀悼的日子里，“四人帮”下令，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四人帮”的爪牙文化部长于会泳，还强迫文艺单位照常演出。
1月11日下午，当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时，灵车经过北京长安街时，十里长街上，顿时响起人民群众悲痛的哭声，山河肃穆，天地同悲。。
1月12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举行周恩来的追悼会准备，“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毛泽东批示“同意”。
由谁来为周恩来致悼词？虽然自从“反击右倾翻案风”爆发以来，邓小平已经成为“批判对象”，但名义上还主持中央工作。因此，由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最为适宜。
但是，在讨论议定周恩来追悼大会议程时，张春桥却故意提出由叶剑英致悼词。
叶剑英说：“我不能作，悼词由邓小平来作最合适；请小平同志来作。”江青、张春桥不同意，反问：“那合适吗？”叶剑英说：“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合适，他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又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战友，代理总理工作，为什么邓小平同志不合适？我作不合适，只有小平作合适。”叶剑英态度明确坚持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其他人也支持，“四人帮”不好再反对。
1月1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邓小平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参阅薛庆超《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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