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烧火开舱门，中国前驻印首席武官为何如此大动作？
朱开印，是我国原总参谋部外事局副局长。1950年7月，他年仅30岁便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陆、海、空首席武官。1953年盛夏，朱开印回国述职，从印度乘英国航空公司飞机到香港，没想到却是惊险连连。下面是朱开印的回忆记录：
1953年盛夏，我回国述职，从印度乘英国航空公司飞机到香港。飞机飞临香港上空时，下面大雨倾盆。机上广播宣布，准备改飞台湾，等天气好转。
我一听，要是我也到了台湾，那不是一条鱼掉进滚油锅里去了？
我向机上乘务负责人提出：为什么要飞台湾，不能改在别的地方降落吗？那时，我国和英国还没有通航协定，我只能提出改飞仰光。回答说，只够飞到台湾的油料。还宽慰我们：请放心，按航空方面的国际公法，任何乘客的安全都会得到绝对保障。我才不听他那一套。心想，多少年前我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国民党就发了对我的通缉令，今天再落到它手里，什么国际法不国际法，他爱怎么解释就由不得你了。
机上负责人开始并不重视我的意思，我怎么说，他也是“no！no！”我只好断然要求：给我们系上降落伞，打开舱门，让我们跳下去！其实我们也知道，跳下去即使不摔死，落到什么人手里也只有天晓得了。可当时真急了眼，顾不得那么多了。
机上的人大概由此看出了我们死活不去台湾的决心，大概也考虑到一个中国首席武官在他们飞机上出了事不好交代，经过一阵紧急磋商，对我说，改飞仰光不可能，但可考虑改飞菲律宾的马尼拉，而且希望我们再不要争执，因为油料只够勉强飞到马尼拉，航程再不能改变。我只好同意了。
当时菲律宾对我们很敌视。它给侵朝战争派了兵，有个反共的马尼拉条约，其联盟总部就在马尼拉。但它总比台湾讲理一些吧？因此我们不再说别的了，只能硬着头皮往那里去了。
当时我身上带了许多重要文件，怕万一泄露了国家机密，又向机上人员提出到厕所烧毁文件。乘务员这时心里也慌了，也不问我们烧毁多少文件，就同意了。
我刚点着几份文件，塞进马桶时，没想到马桶里不是水，而是可燃的油质，“蓬！”一声，火苗窜起老高。我赶忙盖上桶盖，厕所顿时浓烟滚滚，呛得我喘不过气来，幸好火还是压熄了。
乘客们见我从厕所出来时，后面滚出一团烟雾，我手里还抓着一把冒烟的纸，可能我的样子也够狼狈吓人的了，慌作了一团，又叫又喊的。我说，先生们，没事，我只不过想处理一下文件。
烧毁是不行了。我和老黄只好把文件撕得粉碎，在我们看到海面时，请机上的人打开一个通风口让我们把碎纸片扔下去。
机上的人面有难色，乘客们又吱吱哇哇叫起来：“哎呀，什么时候了，你们还顾什么文件，真是不可理解！”
我也火了，大吼起来：“如果不让我们撒下这些纸片，我就和你们一块完蛋！一块化灰！”
机上负责人倒还理解我们，说：“中国人，我算服了你们啦！”他果真让飞机降低了高度，让我们从一个活动窗口将纸片撒向海面。
到马尼拉前，我和老黄计议好，决不下飞机，这样免得人家找岔子，搞我们的鬼。
马尼拉机场海关要检查我们的护照，他们和机上负责人都一再解释这是必经手续。我们只好请他们开具收条，将护照交出了。
这下不得了啦！他们从我的护照上了解了我的身份——中国驻印度首席武官，也可能还以为我和英国航空公司事先串通了，故意到那里去的吧。竟比我们对他们还害怕一百倍，霎时来了足有两个连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把飞机团团包围了。到入夜时，又轰轰隆隆拉来了四架探照灯，从四面把飞机照得雪亮雪亮。
我和老黄从机窗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的，都不清楚他们要干啥，但认定了这阵势后面总会来点什么文章。我不得不在心里作着对付各种不测的方案。
等了好一阵，菲律宾海关派了两个会说中国话的人到机上来，很有礼貌地说，他们来陪伴我们，保障我们的安全。接着又有人送来了很丰盛的晚餐。那晚上，我们一直没合眼。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飞机飞回了香港。刚停稳，它又被一大群人围住了。没成想，所有的人要迎接的是走下航梯的我，数不清的照相机对着我拍照，数不清的人向我提问，我们新华社驻香港的一位熟悉的记者拉着我就走，冲出了重围。
到了香港新华分社，我才得知，前一天菲律宾好几家报纸登了消息：
中国派游击专家前来，在机场受阻……
中国将军前来，企图与菲共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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