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和日本进行密谈？直接干它呀
蒋介石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投降日本当汉奸，但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始终没有断过同日本妥协的念头，而且也没有断过秘密和谈的活动。
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悄悄地通过各种渠道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这时，蒋介石同汪精卫是“和衷共济”，合伙经营的。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在7月13日向国际联盟递送了第一次声明。在9月10日，以中国代表身份向国联秘书长提出申诉书，请求国联采取适宜而必要的行动。于是，国联决定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以资商讨。9月12日，中国又提出补充声明，诉请国联对于日本侵略采取必要的行动。11月3日，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发表了语气软弱的对日宣言，只是说日本侵华，“全世界对之均有一种不安之忧虑”，“各国代表仍信当事双方倘同意停战，俾乘机试行解决，或可达成功之目的”，对日本的强硬态度，“各国代表殊难理解”，“各国对之不得不考量其共同应取之态度”。对这样一个软绵绵的宣言，蒋介石还是满意的，他在11月15日日记中说：“九国公约会议宣言，虽语气软弱，仍不足为虑；其后，共同行动必须实现也。”
这时，日本也想在停战议和中迫使中国让步，想两国直接交涉。这样，日本就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再由狄克逊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由陶德曼找蒋介石商量和谈。这就是所谓的“陶德曼调停工作”。
1937年10月21日，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像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狄克逊又以同样的电文打给南京。第二天，德国外交部给德驻华大使密电：“我们认为，就目前来说，直接谈判比较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并且愿意作联系的途径。”
10月30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长发了一份特密急电说：“今日我将令我传达的意见和外交部次长陈介谈了，同时还告诉他，与日本觅取解决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愿意做联系的途径，他说委员长要先知道日本的条件是什么，我就答复他，日内我和委员长谈，但是现在就要采取第一个步骤，因为这是心理上要求和平的时候，布鲁塞尔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外交部次长也是同样的意见，但是他问我们如何能把事情推动起来。我建议他转告他的政府，说我们愿意做与日本联系的途径；我又建议授权给我告诉日本政府，开始时只说中国准备觅取解决。”
（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类似的自治政府。照这个先例看起来，中国不应该有所反对。
（2）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一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在这个非军事区里，由中国的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
（3）在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管制。其他不变更。
（4）停止反日政府……
（5）共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
（6）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
（7）尊重外侨权利。”
同时又说日本外务大臣广田着重表示：“假如日本被迫继续作战，他就要把战争进行到使中国完全溃败，然后再提出远较现在为苛刻的条件。”同一天，德国外交部长急电德国驻华大使馆：“请将驻东京大使三日第345号电报中所说的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蒋介石，我们觉得那些条件可以（被蒋介石）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并请报告（蒋介石）对那些条件的反应如何。”
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第一次接见了陶德曼，针对日本提出的7个条件，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和议的必要原则”。当时蒋介石还是幻想九国公约有什么对中国有利的行动，所以对日本提出的条件讨价还价。这次接见的详细谈话情况，在当天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发的特密电报中说得很清楚：“我于今日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在座的仅有财政部长孔祥熙。蒋介石要我向德国政府表达他对于德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所作的努力衷心的感谢。他首先问我的意见。我说，我和你一样，认为这些条件提供一个谈判的基础。我们从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看到，一个国家不应该等待到精疲力尽的时候。对于军事局势，我不能作判断。于是他（指蒋介石）说，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对于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且觅取友好的谅解，但是只有在这一点做到了之后。他又很机密地告诉我，说只让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日本人正在执行错误的政策。他们现在不对中国作友好的姿态以奠立日后友善的基础，却提出要求。假如他们继续作战，中国当然不会有在最后获得军事胜利的机会，但是她也不会放下她的武器。假如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我说我刚才重读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假如中国发生革命，那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孔祥熙也承认那是可怕的，但是假如那样的话，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电报中又说：“委员长又说，他也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的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我告诉他，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委员长要求我对于我今日采取的步骤严守秘密，我允诺了，也要求他同样地做。孔祥熙要我留下一份日本的条件，我没有能很好地拒绝他。”
之后，德国对蒋介石施加了压力。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向蒋介石“严重地陈述战事延续对于中国的后果”，“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要说日本也可能预料到一切大变动，那是愚蠢的安慰”。德国外交部给中国驻德大使馆备忘录，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向中国驻德大使说：“我认为，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方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再能把日本的军事胜利扭转过来。因此首先需要顾及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迟延议和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越大。”
12月2日，蒋介石第二次接见陶德曼。在接见前，蒋介石召集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唐生智等人商量，大家表示不妨同意进行交涉。在接见中，只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而且再三说“在谈判完成以前，一切不要公布”。当天，陶德曼用特密急电给德国外交部长报告了这次接见的情况。电文说：“蒋介石首先对于德国促致和平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因为她认为我们是她的朋友。”当谈到日本提出的条件时，“蒋介石说，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够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
（2）华北的主权和完整……
“关于第一点，我告诉他，我认为中国必须宣布她自己愿意以协和的精神和意念……讨论这些条件。蒋介石说，他是想这样做，但希望日本也这样做。
关于第二点，我要蒋介石注意日本的条件，就是华北的最高首长应该是对日本友善的。蒋介石答应，假如要选派一个人去担任那个职务，那个人自然不会是反日的。
关于第三点，我向蒋介石声明，德国无意直接参加和平谈判或主持谈判，我们宁愿就我们力所能及在幕后尽量帮助中国。蒋介石希望我们能够斡旋到底。
关于第四点，我提醒蒋介石注意到日本的反共的要求，我认为这个要求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不冲突。蒋介石没有反对我的意见。”
在电文中并强调说：“蒋介石最后再三地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初步的谈判，特别是条件，保守秘密，这是和平的一个初步条件。我认为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支持这个要求，否则蒋介石的地位将会大为动摇以至于下台，而使中国政府落入亲俄的人的手中。日本对于蒋介石这种勇敢的愿意和平的态度，应该给以种种便利，俾使他能够完成谈判。蒋介石在上一次我和他会见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不能接受关于蒙古自治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要失去两省；我就问他是否愿意对这个问题表示意见。他说，蒙古的问题可以和日本谈判。在全部谈话中，蒋介石的态度极为友善，精神很好，一点也不紧张。他自己对于防守首都表示很乐观。”陶德曼向外透露，说这次和平谈判“能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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