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他委以重任，戴笠处处设局步步紧逼，潜伏英雄安然脱险
于炳然，黑龙江省望奎县人，1930年夏，大学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在英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余炳然在英国期间与张学良有过多次面谈，张学良有意网罗他，提出送他到苏联留学。张学良对他说：“将来我们抗日，如能得到苏联的支援，那要比你带十万大军作战的功劳还大。”于炳然请示组织后，组织同意他去莫斯科。
于炳然在苏联期间，1937年3月，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则消息，说西安事变后被囚禁的张学良已经恢复自由，将接洽重要任务。党组织鉴于于炳然与张学良的特殊关系，交给了他一项新任务：回国协助张学良带东北军。4月，于炳然到上海，才知道《真理报》上那则消息是假的。按组织安排，他赴北平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当选为宣传部部长。
7月一天，于炳然接到他在伦敦时认识的朋友王芃生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请他来南京。原来，此前于炳然曾与王芃生谈过内蒙问题，王芃生又与戴笠说到此事，戴笠对余炳然的观点饶有兴趣，他向蒋介石建议由于炳然前去内蒙。于炳然到南京，戴笠亲自乘车来接，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等候的蒋介石站起来与于炳然握手。
蒋介石问了他有关情况，对他说：“听说你对内蒙古问题颇有见地，想请你去华北接洽德王反正，你有什么意见?”于炳然答：“学生人微言轻，恐不足当此大任。最好是另派大员，我可以同去帮助。”蒋介石说：“你是不是人微言轻，只看政府对你是不是信任。如对你信任，人不微，言亦不轻。必要时可以派人——但那是派人帮助你，而不是要你帮助别人。一切详细情形，去与戴雨农商量。”于炳然回答当尽力。但当时，日寇攻陷南京，不是使德王反正的好时机。
张学良被关进鸟笼后，蒋介石把东北军的问题都交给戴笠处理，相机拉拢他们为蒋所用。
1938年4月，戴笠找于炳然进行了一次鸿门宴般的谈话。戴笠首先发问：“炳然兄，咱们做个什么样的朋友?普通朋友还是特殊朋友?”于炳然问这两种朋友的区别。戴笠说：“普通的朋友，你有事，你求我;我有事，我求你。如果是特殊朋友，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很重要的好朋友，而且可以使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于炳然表态高兴做特殊朋友。
戴笠阴鸷地说：“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你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干卓(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曾给我一封电报，说你的思想左倾，曾与王明有来往，恐系共产党员。他的结论是：此人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则杀之。”戴笠吐出“杀”字后，紧紧盯着于炳然的神色。
看到余炳然十分镇定，戴笠轻松地说：“我接到这封电报，曾很费思考。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呢?我想不外他主张抗日，当时政府还未抗日。也许他是个理论上有修养的人，认为救中国的办法，三民主义还不够，必须共产主义。可他该知道中国并不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因此，思考之后，我只想了个‘用’字，没想那个‘杀’字。据我的观察，干卓说的你的长处，都是事实。因此我想，他说你‘恐系共产党员’，也不会不是事实。现在这样，你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你从未加入共产党，或是脱离共产党。只要这样，我到委员长那里，以人头担保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来。”
于炳然明白了戴笠对他不放心，在刺探他，余炳然从容不迫地说：“你愿不愿意你的特殊朋友在社会上闹到人所不齿的地步?”戴笠给予否定回答。
于炳然说：“假如我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我于炳然不是共产党员;随后，人家在《新日报》上登个反问启事，说某某人声明不是共产党员，但谁说他是共产党员了?无的放矢，何其无聊乃尔!或者再加几句更挖苦的话，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干武官说我的长处，我虽然愧不敢当，可是我愿用以自勉。至于说我‘恐系共产党员’，这绝非事实。不错，在莫斯科由于我主张抗日救国，我愿意知道共产党对于抗日救国的主张，所以接触过。我可以给自己担保。以你的权力，难道还怕我吗?”
余炳然的话逻辑缜密，无懈可击。戴笠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请你考虑考虑吧。”
1948年底，于炳然参加了北平、南京、重庆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1952年春，周恩来调于炳然到外交部工作，他却不幸逝世于重庆，年仅49岁。中央授予他“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战士”的光荣称号。（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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