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政府当亲人，群众何错之有？！
（远望洪水的宿松女孩）
洪灾当前，安徽《宿松都市网》的《大灾面前，老百姓到底怎么了？》一文，引起不少人关注，甚至是“共鸣”。
《大灾面前，老百姓到底怎么了？》究竟表达出了什么意思，好在原文不长，现全文转录如下：
（网文截图）
“九八年大水，复兴、坝头、汇口、洲头浩浩荡荡的迁移大军自发地大撤退，自发地投亲靠友，上百里的宿复线灾民络绎不绝，交警及政府官员主要任务是疏散交通，保江堤、保大圩，如果有武警官兵帮谁家搬一些物什或者背一个老人或者一个小孩上车，百姓都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军民鱼水情，一家亲，名副其实。
十八年过去了，复兴、隘口、趾凤、凉亭告急，政府官员挨家挨户地求老百姓转移，猪要你赶、鸭要你捉、人要你背，稍不顺心，不走，破口大骂，老子死了，看你们这些狗日的官员谁脱得了干系？似乎把自己的生命作为要挟官员的杀手锏，天下之滑稽，中国式的幽默。
现在，老百姓疏散后，有亲不投，有友不靠，聚中安排吃喝拉撒，还发钱，按理说感谢政府，感谢党都来不及，哪里有险情应该不遗余力地投于到抗洪救灾第一线，实际情况却让人汗颜，老百姓袖手旁观。
听说趾凤一政府官员背沙包跌倒，老百姓在旁边却哈哈大笑，听说有吃有喝还发钱，好多投靠儿女及亲戚的灾民，都纷纷回来依靠政府，更好笑的是，不是灾民的百姓也要到安置点享受灾民待遇，似乎大家吃唐僧肉，我必须分一杯羹之势才罢休。是老百姓错了嘛？还是其它原因？百思不得其解。
再有五里的金龙小学安置点，五里小学的老师每天轮流做义工，陪着小心，老百姓还常发脾气。安置200名灾民，每天600人吃饭。有人用矿泉水洗脚。女老师搬米水等重物，年轻灾民打牌。”
（宿松县孚玉镇龙跃村被洪水围困，派出所民警转移群众）
《大灾面前，我们的百姓到底怎么了？》一文，所谓的看点是两个：同阶层不同时间纬度上的对比，不同阶层同一时间纬度上的对比。两个对比，试图表达出什么。
不同时间纬度上，十八年太短，不妨看看百年之前。
（清代官轿）
清乾隆年间，云南红川县遭受洪灾，其中安村最为严重：村民房屋被淹，倒塌过半，村民无家可归，甚至被淹死，红川县令视察灾情去的就是这个村。县令为体现自己的身份，不使自己混同于一般百姓，视察时大轿出行，鸣锣开道。到了救灾现场，县令的救灾“指示”，竟是要求百姓不要依赖政府，发扬“自力更生”精神。
县令视百姓如蝼蚁，引发了灾民的愤怒，当场就把县令的轿子给砸了。消息传到省、府，省、府官员并没有认为村民举动的过分，而是自己轻车简从，到安村现场救灾。官员态度的转变，地方百姓很是感动，官民关系恢复了和谐。较之于省、府的官员，那位红川县令的境界显然是短了一截。
洪灾面前，安徽宿松的干部和公职人员的表现值得称道，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干部与群众，分属不同的阶层，群众有难，急难相帮，这都是干部和公职人员应尽的义务。
有清一代，安徽最大的干部，当推李鸿章。走出安徽的这位高官，又是如何面对洪灾，如何对待百姓的呢？
（光绪十四年《京报》截图）
光绪十四年（1888年）京畿大水，永定河决堤，百姓沦为鱼鳖。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第一时间冒雨奔往灾区现场。同在抗洪第一线的，还有另一位安徽官员周馥。
（李鸿章像）
周馥的老家是今天安徽的东至，离宿松县更近，这个人时任永定河，后升任直隶按察使，与大名鼎鼎的袁世凯还是“亲家”。抗洪抢险，周馥“终日奔波于泥之中。”李鸿章、周馥率先垂范，当地的县长、秘书（知县、主薄）全都泡在水中。危险地段，官员身绑绳索下水排险，有生命危险亦无一句怨言。洪灾过后，李鸿章这些抗洪一线的官员，不是邀功请赏，而是向刑部、工部检讨，请求处分，更没有把责任推到老百姓头上。
（周馥像）
凭心而论，洪灾面前的安徽宿松的干部和公职人员很辛苦，更无可指责。但是，洪水无情，群众生活无忧，恰恰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安徽宿松卓有成效。“以人民为中心习”，是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成就。而身为公仆，不是仅有公仆之名，更当有公仆之实，公仆为群众服务顺理成章。灾难面前的群众笑脸，是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最好肯定，群众拿政府当亲人又何错之有？！
（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现藏沂水县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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