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师章太炎为什么两次被痛殴？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在学术上，他奉以《春秋左氏传》、《周礼》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为正统，向来鄙夷《春秋公羊传》所代表的今文经学。
甲午中日之战后，鉴于面临国破家亡的危机，太炎开始关注时政。
章太炎，请注意他的表情。
1895年底，康有为率弟子在张之洞支持下办强学会，倡言维新变法，章太炎亦赞同变法自强，于是捐款相助。1896年8月，维新派又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邀章太炎出任撰述。
在明知康氏一派服膺今文经学的情况下，太炎仍出于变法大义应邀前往。可是好景不长，章太炎与康氏弟子的分歧即显现出来。他在写给乃师谭献的信中说：“麟自与梁（启超）、麦（孟华）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
梁启超大力弘扬“孔教”，已为太炎所不喜。康有为号长素，自谓超越孔子。其弟子也都取了与孔子门徒相对应的名号：梁启超号“轶赐”，即超过子贡；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韩文举号“乘参”，即把曾参当马骑；陈千秋号“超回”，即超越颜回。
梁启超。
恃才傲物的太炎对康氏师徒的这种狂妄自大、造言不经十分反感，常常反驳指责，甚至于当面直斥梁启超的门徒梁作霖为“陋儒”、“狗曲”。
1897年4月14日，双方的矛盾终于激化。这一天，太炎多喝了两杯酒，说话也就无所顾忌，痛骂康有为为“教匪”，康的弟子们听了不依不饶，“来与枚叔斗辨，至挥拳”。用太炎自己的话说就是：“康党麕至，攘臂大哄”。
很明显，“战场形势”是：一群自以为是、饱读诗书的年轻人围殴一个自以为是、饱读诗书的年轻人。
事后，太炎只说自己挨了打，是否还手没说。据金宏达著《太炎先生》一书所述，太炎也曾奋起还击，混乱中打了梁启超一个耳光。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大师章太炎与梁启超互殴，的确堪称世间少见的奇景！那画面各位自己脑补吧。
俗话说“好汉难敌四手”，太炎在此次“大哄”中狼狈不堪，避走杭州。
1898年春，张之洞邀请章太炎赴武昌参与筹办《正学报》。戊戌年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已与康有为的维新派分道扬镳，张邀太炎的目的，正是请太炎著文驳斥康党的“素王改制”和“主张民权”。
具体领衔筹办《正学报》的是张之洞的心腹幕僚梁鼎芬。梁鼎芬何许人也？在太炎看来，梁鼎芬“倨傲，自谓学者宗”。自视甚高的太炎又遇到一个自视甚高的梁鼎芬。
两个人有一天相谈，梁鼎芬说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的异同，太炎对曰：内中国外夷狄，《春秋》三传都一样。另有一天，太炎又向梁鼎芬大肆宣讲汉族光复。章太炎流露出革命排满思想，不能不为忠于清廷的张之洞及其幕僚所警惕。
在此期间，章太炎写了一篇文章论及排满，梁鼎芬看后大怒，口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并请总督衙门捉拿章太炎下狱。
多亏张之洞的另一幕僚王仁俊从中斡旋，称章太炎就是个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太炎诨号“章疯子”即来源于此）。张之洞点头同意。
梁鼎芬见奈何太炎不得，“怒无可泄，归拉太炎出，一切铺盖衣物，皆不准带，即刻逐出报馆，命轿夫四人，扑太炎于地，以四人轿两人直肩之短轿棍，杖太炎股多下，蜂拥逐之。”
这一回，因政见不同，章太炎又被对手打了屁股。此后，身无分文的章太炎在朋友的资助下回到上海。
太炎的这两次经历，说到底都是门户、派系之争。双方皆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对于异见，必欲除之而后快。作为知识分子，无论在学术观点上还是在政治立场上，不是应该有更为豁达的态度、更为宽广的胸怀吗？何况是在新旧交替、社会转型的大时代！因为歧见而动辄对骂互殴，此乃学棍与政客做派，有辱斯文者甚。
参考资料：汤志均《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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