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官场，明朝时有多黑？
大明鼎盛时期的版图，包括现中国版图、外蒙古以及俄罗斯东部，但其核区只是所谓的“汉地十三省及两京”， 是为明帝国的根本。“汉地十三省”之一的山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原作为京师门户，在大明王朝的地位可见一斑。
明代的山西，算是西北发达地区，至少谈不上落后。为了国家安全，明王朝亦向山西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以确保山西一方稳定。而山西本身，矿产等资源丰富，尤其到明中后期，经济与社会都有很大的发展,其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初具规模。特别是商业兴盛，“京师大贾数晋人”，晋商足迹几乎遍及全国。
国人素来捍重伦理关系，《周礼》将朋友与父母、师长合称为“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晋商的崛起，为山西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为官场腐败提供了温床。官场上下级、同僚之间，人情往来本无可非议。但封建制度下，经济的发展也加重了腐败的滋生。官场及官商之间，以节礼之名，行贿赂之实，灰色收入成为官员的重要财富来源。
山西本来就是明王朝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腐败的推手推波助澜，一批山西籍文武官员迅速崛起。仅明代中后期，晋籍官员中身为宰辅者便有五人，官至六部尚书、侍郎、都御史、通政使、总督、巡抚、总兵等高官多达三十人。
（陈继儒 立轴）
明王朝官场整体败坏，山西官场腐败更甚。到山西的官员，都想趁机捞一把。不能如愿的，便是明争暗斗。张孙振与袁继咸之间，便有轰动一时的山西官场“清官”与“贪官”间的较量。
张孙振，字公武，号古岳，安徽霍山人。张先生官声很好，他崇祯元年进士，历任太仆寺少卿，河南等道监察御史，时称“天下第二清官”。
不过，这位干部的口碑是怎么来的，后人并不清楚。以有限的史料推测，这个人极有可能是自我炒作，或是同僚的相互吹捧。
张孙振任监察御史时，曾巡按山西。巡按御史的职责，是代天子出巡，“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只对皇帝一人负责，不受其他部门干扰，权力极大。
山西的富裕，张孙振早已清楚。他任山西巡按时，便想请托袁继咸办件私事，结果被老袁给挡了。张孙振大怒，于是利用巡按特权，立马下套子，说老袁贪赃，硬将老袁弄进了号子。
袁继咸（1593—1646），字季通，号临侯，江西宜春人，天启五年袁继咸（1625年）进士。崇祯七年（1634），袁继咸提学山西。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耿直之臣，提学山西时，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清官”变“贪官”虽然冤枉，但钦差大臣要灭一个教育厅长，应该是个很简单的事。但结果出了意外，因为袁继咸门生众多，影响很大。
袁继咸有个门生叫傅山，是明清之际思想家、书法家，梁启超将其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称为“清初六大师”。张孙振整袁继咸，并且竟假贪腐之名，傅山忿忿不平。
后来，山西的知识界跳了出来，众多读书人忿忿不平，集体跑到首都去上访，在中央领导的重视下，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老袁被复官了，张孙振便被赶回霍山自费旅游了。
就史实而言，袁继咸确实是个忠义之臣。崇祯十五年（1642），袁继咸出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驻节九江。弘光元年（1645），左良玉由武昌起兵讨伐马士英。因为左良玉与袁继咸素来友善，路过九江时就面见袁继咸，企图胁迫袁继咸参与兵谏。袁继咸认为异族大敌在前，应以民族大义为重，就断然予以拒绝，并慷慨陈词，晓以利害。当夜，左良玉暴病身亡，其子左梦庚秘不发丧，并将袁继咸骗入军中软禁，仍按其父原来的计划移舟东下。与此同时，清军已攻陷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左梦庚是个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率部投降了清廷。他劝降袁继咸，袁继咸不从。左梦庚就献出袁继咸，以此向清廷邀功请赏，袁继咸拒降，以身殉国。
——当年在山西官场，清官袁继咸差一点被当“贪官”给灭了。好官要在贪官成堆的地方活下来，可见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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